近期，有关中国经济的“感知温差”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一方面，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外贸增势强劲，宏观经济数据总体向好；另一方面，部分居民和企业对就业以及传统行业景气度的微观感受依然偏弱，积极的宏观经济数据与微观主体感受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温差”。

上述现象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发展的“冷热不均”，更应看到其背后新旧动能深层次转换的结构性特征，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群体的经济体感本身会存在一定差异。值得关注的是，新产业、新技术、新经济快速发展，但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力结构、人才技能、地方财政模式以及消费需求等仍需调整适应。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感知温差”，恰恰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破局关键不在于重新回到旧有增长模式，而在于打通传导机制，让新经济新产业更好转化为就业、收入、消费与企业活力，切实增强微观主体的获得感。

一、经济“感知温差”背后折射的是新旧动能转换

首先，需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速进入产业端，从智能制造到智慧物流，从金融科技到医疗服务，应用范围正在快速扩大。与此同时，从“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到“新新三样”（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正持续形成新的增长点。

2025年，“新三样”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3.5倍；国内开源AI大模型全球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18.6%，远销141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等等。上述发展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含金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一个大型项目、一座工厂或者一片房地产开发区，就可能形成大量新增投资和就业；如今，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套工业软件或者一项高端制造技术，也可能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但不一定意味著所有人的收入和就业会同步改善。这正是理解当前“感知温差”的一个重要关键。

其次，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一次结构性调整。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传统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人口红利与产业红利相互叠加，形成强大的经济增长动能。但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经济增长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正在提高。人工智能、数字化和智能制造对人才的需求，与传统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存在明显差异。当AI大模型和工业机器人加快进入生产线时，就业市场的压力既有周期因素，更有产业结构因素。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靠扩大传统产业规模，更需要提高教育、职业培训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换言之，未来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更多“岗位”，更是与新经济新产业相适配的“技能”。

再者，部分传统增长模式正在经历边际效应变化。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单纯依靠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投入拉动增长，其边际带动效应可能逐步减弱，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便是典型例证。近年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持续承压，这不仅涉及住宅本身，更牵涉建筑、建材、金融及地方财政等多个领域。当房地产进入调整期，部分地区土地出让收入承压，地方财政收支平衡也面临一定压力，并可能通过财政支出等渠道对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形成一定影响。当下部分地方和群体感受到的经济压力，很大一部分源于这种旧有增长链条退潮后的传导效应。

但同样需要看到，这种调整本身就是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当过去依赖土地和房地产的增长模式逐步降温，经济发展就需要寻找新的产业支撑，财政收入也需要逐步从土地相关收入转向更加稳定的产业和经济活动。这个过程可能伴随阵痛，但其方向是清晰的，即从要素投入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变。

二、从“有增长”到“有感受”，关键在于打通经济传导链条

要想弥合宏观经济数据与微观主体感受之间的“温差”，关键在于新经济新产业的发展红利能否更快、更广泛地传导到社会各个层面。

一是要让人才供给更加匹配新产业需求。应对就业结构性矛盾，根本在于为劳动者增强技能。面对AI等新技术的狂飙突进，传统学历教育的滞后性日益凸显，当务之急是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高校与职校应紧贴前沿产业动态，推行“订单式”培养，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同频，让教育供给更加及时地回应产业变化。

例如，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爆发式增长的人才缺口，比亚迪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等院校联合开设“订单班”，将企业最新的三电技术转化为教材，学生毕业即就业；华为则联合全国80余所高校落地“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基地，直接与高校开启协同育人。同时，应发挥企业在技能培训中的主体作用，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岗培训，让劳动者能够在产业升级中实现岗位转换。只有让数以亿计的劳动者手握驾驭新技术的技能，新经济的爆发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就业红利与收入增长。

二是以新经济拓宽传统产业转型的“就业蓄水池”。新经济绝非仅有“高精尖”，也能成为改造传统产业的重要力量。具体而言，应通过降低技术采用门槛来推动“智改数转”。例如，深圳市面向中小微企业发放“算力券”，直接补贴企业购买AI大模型服务；卡奥斯等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出低代码SaaS应用，让传统服装、模具工厂能以每月几百元的低成本接入智能排产与质量检测系统。

在上述过程中，智能制造虽替代了流水线普工，却催生了机器人运维、数据分析等高附加值新岗；智慧物流、农村电商等新业态，也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和新型职业机会。如在农业领域，极飞科技在新疆推广农业无人机，不仅大幅提升了棉田植保效率，更直接在当地催生了持证无人机飞手这一新职业群体。让传统产业在赋能中焕发新生，方能在更大范围内构建更具韧性、更接地气的就业生态。

三是要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活力。如果说大企业更多代表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高度”，那么量大面广的中小民营企业则决定了经济红利传导的覆盖“广度”。作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是吸纳就业、连接居民消费的重要载体。因此，要让科技创新和宏观增长的红利真正惠及普通劳动者，关键在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公平的竞争机会。

具体而言，需要重点解决中小企业的“订单焦虑”和“资金渴求”。一方面，应发挥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例如华为开放“鸿蒙”和“鲲鹏”生态，带动数千家中小软硬件企业协同开发，通过技术开源和订单共享实现融通发展；另一方面，需打通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推广基于知识产权、供应链信用的专属信贷产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如浙江省推广的“政采贷”基于政府采购合同直接转化为信用贷款，解决了企业接单后的资金周转难题。只有企业预期稳了，敢于投资扩产、敢于技术创新、敢于扩充岗位，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才能随之改善，进而实质性释放社会消费需求。

四是需要加快建立新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支撑模式。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整之后，发展模式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亟需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新型服务业培育新增长点。

一方面，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经济夯实财政基础，如江苏常州依托动力电池、光伏等产业，从传统制造业基地成功转型为“新能源之都”，2025年新能源领域税收超亿元企业达32家，数量占全市约三分之一。另一方面，也要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紧抓人口结构变化与消费升级机遇，把银发经济、文旅康养、个性化定制等新型服务业打造成拉动内需的“新蓝海”。以上海推进的“长者食堂”和社区嵌入式养老为例，政府通过提供免费或低价场地，吸引社会资本负责运营，这不仅直接创造了大量护理、配餐等社区服务岗位，还撬动了庞大的银发消费市场。只有通过实体产业与新型服务业的双向发力，方能形成产业兴、就业稳、消费旺的良性循环。

（作者为香港中通社特约研究员、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前研究员。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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