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工作人员借办入学诈骗家长300万

　　【机关工作人员借办入学诈骗家长300万】据公开报道，西安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工勤人员朱某某以办理优质学校入学为名，骗取17名家长共计331.5万元。2026年9月24日，该案一审宣判，朱某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罚金5万元，法院责令退赔300万元；其未上诉，也无能力退赔。法院查明，2024年9月至2025年9月，他在网上发布广告，谎称可办理西安知名学校入学，通过约被害人在市政府院内或附近见面、出示工作证件、发送伪造的与相关领导聊天记录等方式取得信任，案发前退还31.317万元。

　　这套手法拆开来看并不复杂，但每一步都踩在家长的焦虑上。他在网上发广告，把目标锁定在正在为孩子入学发愁的人；见面地点选在市政府院内或附近，这个场景本身就是一种背书；出示工作证，把“我是内部人”变成可以触摸的东西；再发送伪造的与相关领导聊天记录，让家长相信上面有关系。四步走完，家长要判断的就不再是“他是不是骗子”，而是“这钱什么时候能办成事”。

　　具体到个人，被害家长顾薇的经历很说明问题。她说，朱某某曾将他们夫妻领进市政府机关大院，带到5号楼一楼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一间办公室，称自己在此办公，并在办公室内收取定金，此后共收取其“办事费用”22万元。另一位家长刘鹃则说，朱某某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获取了她的联系方式，准确报出孩子的入学需求，把她带到单位办公区洽谈，分三次收取现金共33万元，还写下保证书承诺退款。

　　这两段叙述里有两个细节值得停下来看。一是“办公室内收取定金”和“带到单位办公区洽谈”，把交易放进了公权力的物理空间里，家长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自称有办法的人，而是一个能自由进出机关、有办公室、有工位的人；二是“准确报出孩子的入学需求”，说明他对目标家庭做过程度不浅的信息收集，包括孩子的升学阶段和家长的诉求。前者提供可信度，后者提供精准度，两样加在一起，就成了很难被一时识破的结构。

　　金额的部分更直白。法院查明共骗取17名被害人331.5万元，案发前退还31.317万元；其中有一个家庭最高被收取72.1万元，后退还13.5万元。这些钱被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日常消费以及向其他被害人退款，未用于办理入学。也就是说，这套操作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应的“办事渠道”，后来的退款也不过是把新收的钱拿一部分去安抚旧的人，本质上是一个需要用不断拉新来维持的循环。

　　事情的败露发生在招生节点之后。2025年7月底招生节点过后，家长发现入学未果、退款被拖延，陆续报案并向单位反映，单位协调警方并案侦查。同年11月1日，朱某某在内蒙古一家酒店被抓获。家长称，警方告知其被抓时微信及银行卡余额均为0。庭审中，法官询问赌博占资金的比例，朱某某称“不到四分之一”，其余钱款的去向则称“记不清了”。

　　单位层面的情况，是这件事里另一条重要线索。按判决书，朱某某1993年出生，案发时三十岁出头。单位负责人称，朱某某为工勤人员，并非干部，日常从事老干部服务、院落卫生、电费收缴等事务，“他就是一个工人，哪有这些资源”。这句话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身份与他所承诺的能力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一个负责院务杂事的工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具备协调教育部门的能力。可对家长来说，工作证上写的单位名称、办公室的门牌号，足以盖过这层逻辑判断。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毫无预兆。单位负责人提到，2024年曾接到家长反映朱某某骗取80余万元，其父卖房还款后私下协调，单位给予警告处分并将其调离原岗位，“当时判断为孤案，及时处理了，因此未再深究”。这段话前后对照着读，会发现一个关键判断：把已经发生的80余万元事件定性为孤案，于是处理止于警告和调岗；而在此之后，仍有家长继续被卷入，最终数额累积到331.5万元。

　　事发后，单位表示已给予朱某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承认此事暴露出单位管理教育、考勤监管方面的漏洞，但其行为“纯粹是个人行为”。这个表述指向的是责任划分：刑事后果由个人承担，管理失察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对于已经损失的家长来说，“个人行为”这四个字并不能解决退赔问题，法院责令退赔300万元，而朱某某未上诉、也无能力退赔。

　　判决之后还有一段程序在走。2026年10月，17名家长联名向检察院提交刑事抗诉申请，主要异议在于犯罪数额认定及资金流向。11月5日，未央区检察院表示，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量刑情节及刑期裁量上均未超出法律规定幅度，不符合抗诉法定事由。法院方面则表示，该案已移交执行局立案审查，近期将逐一联系被害家庭。这意味着刑事部分基本定型，剩下的重点是能不能执行到钱。

　　站在家长的角度，这件事的教训并不在于“不该相信人”，而在于该相信什么。一张工作证能证明的只是这个人在哪个单位工作，不能证明他有招生权力；一间办公室能证明的只是他能进门，不能证明他能办事；一段聊天记录能被伪造，一个“领导秘书”的身份更容易被冒充。真正有效的核实方式其实很朴素：入学政策有没有这一条，办理渠道是否经过学校或教育部门正式公示，钱交给谁、开什么凭证。这些问题只要问到一个，链条就会断掉。

　　从更大的范围看，秋季入学前后一直是这类骗局的高发期。优质学位的稀缺性、家长对“内部名额”的想象，加上升学节点带来的时间紧迫感，三者叠在一起，很容易让人忽略最基本的验证步骤。类似的案件里，骗子往往并不需要多高明的话术，只需要一个看起来可信的身份场景，和一句“名额有限、要抓紧”。焦虑本身，就是这类骗局最好的开门砖。

　　目前，一审判决已经生效，检察院不抗诉的决定也已明确，案件进入执行环节。17个家庭的损失能否追回、能追回多少，取决于执行结果；而这起案件留下的那个问题，比判决书上的刑期更值得记：一个人凭着工作证和一间办公室，把机关大院变成了行骗现场，而这样的场景之所以奏效，恰恰是因为家长心里早就有了一扇为此敞开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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