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开国将军王扶之逝世

　　【最后一位开国将军王扶之逝世】据公开报道，11月7日，原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王扶之走完一个多世纪的人生征程，病逝于辽宁大连，享年104岁。自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历经十年补授、晋升，开国将军至此已全部走进历史。这条消息之所以被反复转发，不只是一则讣告，它标记着一个群体正式谢幕——那一代从战火里走出来的人，全部走完了自己的路。

　　把制度层面的账摆出来，分量就更清楚。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自首次授衔起，历经补授和晋升，至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时，共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60名。王扶之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属于这一批人中的一员。

　　他的人生起点很低。王扶之原名“王福治”，1923年出生，自小便跟随父亲在地主家打长工。他后来回忆，那时候经常听人讲红军队伍给穷人分田地的故事。

　　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他所在的村庄。12岁的王扶之挺直了一米六的身板，站在了红军招兵处的门口，虚报自己17岁，经过再三请求，终于如愿参了军。当时谁都不曾想到，这个连枪都扛不稳的“红小鬼”，日后会成为叱咤疆场的战将。

　　名字也是在这一年换的。登记花名册时，文书听到“王福治”的读音，不由念起“大厦倾危，国人扶之”的句子，便对他说：我看你不如叫王扶之吧。从此，“王福治”成了“王扶之”，放羊娃成了小红军。这个改名的细节，后来被他讲了许多次，几乎成了他讲述自己一生的开头。

　　他参军的动机简单得让人心软。“那会就想着能吃上白面馍，谁知道一扛枪就是一辈子。”老将军回忆起参军经历时，忍不住咧嘴笑了。一个连革命是什么都还不完全理解的少年，就这样走进了历史。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一堂特殊的党课上。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当头顶的“红星”要换成“青天白日”，王扶之难以接受，甚至产生了离开队伍的念头。组织科长听说后，对王扶之等几名战士进行了一次严肃教育：国难当头，改编又不改心，红旗还在我们心里，我们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军，我们为了全民族而战。

　　课后，他留了下来。从此，一心跟党走、一心为中国，成了王扶之一生的志向。这段经历的意味深长之处在于，它不是被宣传说服的，而是被一句话点醒的——旗号可以换，为什么打仗不能换。

　　14岁那年，刚刚成为共产党员的王扶之就亲历了平型关战斗。多年以后，一位前来探望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指导员带着全连官兵的敬意，也带来了一把布满暗红锈迹的大刀——那是连队荣誉室里珍藏的“传家宝”。

　　看到大刀，王扶之的目光瞬间变得锐利起来，口中不自觉地哼唱起《大刀进行曲》，随后讲起了当年的故事。“那条沟太险了，最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两侧是几十米的断壁，就像老天特意为咱们挖出来的伏击地。”老人用布满老茧的手指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弧线。

　　他清楚地记得，当天夜里暴雨如注，战士们用油布包裹着武器弹药，踩着没过小腿的泥泞向阵地进发。“不少战士滑倒了，但没一人吭声，都怕暴露目标。”那是1937年9月25日之前的一夜。

　　25日7时许，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圈，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全线开火，炮声与呐喊在山谷里回荡。战斗从清晨持续到午后。回忆战果时，老将军眼中满是自豪：缴获了敌人1000多支步枪、20余挺机枪，还有一门大炮。

　　他自己也在这仗里留下了一处印记。作为测绘员的王扶之，因为想给部队缴获一个日式望远镜，被弹片击中左脸，留下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疤。这个细节很小，却很能说明那一代人的习惯——先想着部队缺什么，再想自己。

　　从手持梭镖的小战士，到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他身上那股劲没有变过。1949年1月，时任39军115师343团团长的王扶之主动请缨，带全团受领解放天津城的主攻任务。为摧毁敌人碉堡，他顾不上横飞的子弹，拎起炸药包就往前冲。警卫员拼死拽住他：“团长，您不能去！”他眼睛一瞪：“怕啥？我死了，你来当团长！”

　　这一冲，他接连端掉3座碉堡，代价是腿上多了个血窟窿。“只要我还在，就是对战士们的鼓舞。”最终，那面象征胜利的红旗高高飘扬在天津城头。

　　被问到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老将军摸着胸前的勋章沉思良久，说：“没给红军丢人，没给国家丢人。”这句话朴素得近乎克制，却比任何总结都更接近他一生的底色。

　　采访接近尾声时，他殷切嘱托官兵们要赓续“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突击精神，并饱含深情地为连队题写了连魂：“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一位百岁老人给年轻官兵留下的话，不是感慨，而是任务。

　　从1955年首次授衔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数睠相加共1614人。王扶之是最后离开的一位。他的离去，意味着这1614人组成的群体全部走入了历史。以后再说“开国将军”，指的就是一份名单，而不再是一位可以坐在对面、听见提问作答的老人。

　　这一代人的经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记忆是亲历，不是查资料。平型关的沟有多窄、雨有多大、刀上锈成什么颜色，在他们那里都是具体的知觉。当最后一个这样的人离去，历史就从“有人记得”变成了“档案里写着”，这中间的距离，比我们以为的要远。

　　当然，历史不会因此消失。名字、战例、连魂、那些被反复讲述的细节，已经写进了军史和地方史志，也写进了部队的荣誉室。那把大刀还在，那面横幅还在，连队还在。一个人的记忆终结了，但那场战争的记录不会终结。

　　王扶之享年104岁。从放羊娃到开国少将，从平型关的暴雨到天津城头的红旗，他活了整整一个世纪。他自己把一生概括成八个字：没给红军丢人。这大概已经是他能给出的最高评价。

　　最后，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为了全民族而战。”这句话说过许多次，今天读来依然响亮。愿老将军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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