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6日，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场地方选举，不出观察家所料，被视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以约44.4%的得票率取得压倒性胜利，遥遥领先于总理默茨所属基民盟（18.2%）及其他传统政党。这是自1945年以来，极右翼政党在德国任何一个联邦州取得的历史最高票数，极右翼政党首次有望在德国执掌州级政权，无异于一场烈度不低的政治地震，因为，虽然只是一次州级选举，但是，这场胜利背后，是德国深层次社会矛盾与政治生态变迁的集中爆发。选择党的崛起既植根于德国东部特殊的经济社会土壤，也源于联邦层面政治失能与外部冲击的共振。这次的地方选举深刻反映了德国民意的走向，预示著德国政治光谱未来的迁移路径。

一、胜利的土壤与根源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原东德地区，自德国统一以来一直面临严峻的经济困境：人口流失严重，失业率远高于全德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这种长期存在的经济落差和相对剥夺感，为反建制政治力量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选择党的胜利离不开三大因素的交织：

第一，移民问题与安全焦虑。近年来德国持刀袭击等暴力事件频发，传统政党被认为未能有效应对，使得选择党强硬的反移民立场获得了更多民众支持。该党承诺收紧边境管制、大规模遣返未完成社会同化的外来移民，这些主张直击选民的安全焦虑。

第二，经济困境与产业焦虑。德国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全社会弥漫著深度的产业焦虑。长期以来，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如今面临美国关税等多重打击，制造业遭受重创，传统的优势产业如汽车也受到新能源汽车的冲击，导致大量人员下岗失业。民众对传统政党的经济治理能力失去信心，转而将选择党视为打破二战后基民盟和社民盟长期执政格局的一次机会和尝试。选择党最初正是以“财政鹰派”和反欧盟救助的姿态起家，其经济议题根基深厚。

第三，对默茨政府的不满与失望。 现任总理默茨政府应对民众经济不振和民众焦虑基本束手无策，内部经济治理民意起色，外部俄乌冲突协调无力，增加对乌克兰的支出，更难以解决能源价格上涨的难题。此外，在竞选时承诺维持限制政府借贷的“债务刹车”机制，但在选举后却通过操作将军事开支排除在外。这一在民主程序上备受质疑的做法疏远了大批右翼选民，正是在那时，选择党在民调中首次超越联盟党。此后，默茨的个人支持率持续走低，选民对其经济改革计划和沟通风格均反应冷淡。

二、选择党的政纲与号召力

2026年7月4-5日，选择党在爱尔福特举行第17届联邦党代会，这次会议的核心，是德国选择党战略定位的根本转变，即从过去的抗议型边缘政党向执政党目标迈进，类似于其他国家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个转变标志著其政治策略的根本性转向。对于我们熟悉党建历史的研究者看来，这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政策主张上，选择党提出了激进而系统的纲领：内政上，推崇备受争议的“再移民”概念，要求大规模驱逐未完成“社会同化“的外来移民及庇护申请者；经济能源上，主张废除激进的能源转型政策，重启核电站和煤电厂，修复“北溪”天然气管道，以摆脱对高价液化天然气的依赖；外交上，持强烈疑欧立场，要求削减对欧盟预算分摊，同时主张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调整对乌克兰援助政策。

这些政策纲领击中德国时弊，回应民众关切，支持率的提升合乎逻辑与现实。

三、政治冲击波与政治光谱迁移

选择党的历史性胜利在德国政坛引发了连锁反应。即便未能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距多数尚差3席），其政治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牵动德国政治光谱的移动。

长期以来，德国主流政党对选择党采取政治孤立的“防火墙”策略，拒绝在任何层面与其合作。但是，当选择党获得近半数议席时，传统政党若想继续排除它，就必须组建横跨左右、缺乏政策共识的“大拼盘政府”，必须联合选择党以外的所有其他政党。这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执政联盟能否建立起来还不确定，难得一见的执政机会，对一直没有参与执政机会的小党而言，与选择党合作是不小的诱惑。即使非选择党联盟勉强建立，其内部政见分歧严重，摩擦不断，执政力堪忧，反而可能进一步透支选民信任，将选民往选择党赶。

地方选举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选择党的全国野心。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已公开呼吁提前举行联邦选举，要求在“圣诞节前换掉总理”。该党全国支持率已飙升至29%，超越联盟党成为第一大党，其对2029年联邦层面执政的野心已不再遮掩。

由于默茨政府应对德国经济与社会问题没有有力招数，且德国目前的问题非一朝一夕能够加以改变，德国民众向法国和意大利那样继续往右靠的趋势还将继续。笔者20年前曾经指出全球化与西方向右转的问题，根源是全球化和新兴市场的发展，瓜分了更多原来西方独占的份额，对福利国家釜底抽薪，迫使他们防守自卫，政治光谱向右移动。

至于光谱移动的程度，还要看德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以及能否早日结束俄乌冲突而定。

四、不应过高估计

尽管选择党的崛起令人震惊，甚至有人拿它与1933年纳粹上台的历史类比，但选择党不同于纳粹党，当前的形势与一战后德国形势截然不同，对选择党前景的评估仍需保持审慎，不必过于高估。

首先，结构性制衡依然存在。几十年来，以基民盟和社民盟为代表的主流政党在战后德国发展方面做出过历史性贡献，民意基础和社会形象仍在，根基深厚，只要不犯重大错误，在全国范围联合对付选择党的实力仍在。针对选择党的“防火墙”虽面临压力，但短期内全面崩塌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出现的针对选择党的大规模民众抗议也表明，反对极右翼的社会力量依然广泛而坚定。

第二，民众对选择党执政能力的担忧。选择党长期处于反对党地位，缺乏实际的治国理政经验。选择党激进的脱欧、反移民等政策一旦付诸实践，将给德国经济和国际关系带来巨大风险，理性的德国民众会不仅担忧。选择党要赢得德国大多数民众的信任，需要在地方执政中展现出良好的执政与治理能力，目前这才有机会开始。

第三，理性温和的社会土壤的制约。德国拥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强大的公民社会和深嵌欧洲的治理框架，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生态已截然不同，德国民众对历史的认识理性和全面，与日本截然不同。选择党即便在地方执政，也将受到联邦法律、宪法法院和欧盟机制的多重约束。

因此，我们判断，德国极右翼会有所发展，但是，选择党全面执政的挑战大于机会，并且随著它离执政前景越近，它越会向中间靠，以获取更多的中间选民。

德国民众要担心的，不是哪个政党执政的问题，而是如何应对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挑战。

（本文作者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资深时事评论员。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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