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HD怎么成了一门生意

　　【ADHD怎么成了一门生意】据公开报道，一位25岁的北京女孩从事互联网工作，平时常难以集中注意力，也常忘记待办事项。起初她并不在意，直到在网帖中看到ADHD相关内容，发现描述的症状与自己的日常表现颇为相似，便找了一份量表自测，测出21分，对应“中度症状”。ADHD即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以注意力缺陷、活动过度和冲动控制困难为核心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近年来这一话题在各平台引起关注，部分内容把日常生活里的常见表现与ADHD挂钩，一些商家在相关帖文中附上自测量表的购买链接，还有商家把ADHD与付费服务、商品捆绑在一起。一门围绕病名的生意，就这样长了出来。

　　先说清一个前提：这条线上的东西并非都不成立。真正的ADHD是临床上确有其事的疾病，规范的筛查与诊断也确实存在。问题出在那些借了病名的外壳、却没有相应资质和依据的环节上。

　　第一个环节是自测量表。在平台上以ADHD为关键词搜索，能看到大量科普帖与经验分享帖，其中一部分附有自测量表购买链接，售价多在0.99元到5元之间。随机购买数份后可以看到，问卷题目大多很生活化，集中在“是否经常丢三落四”“是否很难长时间专注”“是否经常打断别人说话”这类日常表现上。有的量表给出“您很有可能有ADHD-C（注意力缺失与多动冲动障碍混合）”的结论，另一份则判定为“很有可能有ADHD-H（多动冲动障碍为主）”。

　　这些量表的结果页几乎都标着一行小字：本量表仅供筛查，不代表确诊或作为诊断依据。但真正被读者记住的，往往不是这行免责声明，而是前面那个“很有可能”的判断。

　　专业人士的拆解更清楚。首都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系一位副教授指出，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开发的相关量表有正式发表的信效度数据、常模和计分规则；而网络上流传的一些自测量表随意删改题目、不计信效度、无规范计分，属于娱乐化改编，与原工具已经不是一回事。ADHD的诊断是一项临床综合判断，确诊需要同时满足多个条件，网上流传的大部分量表既不是诊断，严格来说也达不到规范筛查工具的标准。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逻辑错误。注意力不集中、拖延、丢三落四的成因有很多，焦虑、抑郁、睡眠不足、压力大都可以产生类似表现。部分量表无法完成任何鉴别，却直接给出轻度、中度、重度的标签，等于把“症状体验”偷换成了“疾病结论”。做过百余例ADHD儿童情绪与行为指导的一位心理咨询师提到，近半年来带着量表结果来咨询的家长明显多了起来，一些量表把结果直接分成轻度、中度、重度，还有些会删改题目——而题目一经改动，原有的验证就不再成立。

　　这种量表带来的伤害不只是“测不准”。这位副教授认为，不规范的自测量表会引发被测试者的焦虑，越对照越觉得自己有病，从而把本可通过调整作息、改善任务管理能力解决的问题归因于疾病，削弱自我改变的动力。这段话说得很准：一份量表成本不到五块钱，副作用却可能持续很久。

　　第二个环节是课程和服务。广州一位家长此前在短视频平台刷到ADHD相关内容，随后按评论区指引添加了一家专注力训练机构的客服。对方询问了孩子的年龄、学习情况和注意力表现后，推荐了一项专注力训练课程。她支付了1680元课程费，还买了300元的“专注力评估包”——里面是几百道选择题，答完有专人逐项解读，另附一盒解压玩具。

　　事后回看，这个“评估”的分量并不重。她说，所谓专注力评估与网上的免费测试差不多，后续也没有机构工作人员来确认孩子是否真的患有ADHD。她购买的是3个月共12节家庭干预课程，均为面向家长的小班课，内容包括情绪识别训练、行为问题干预和社交能力培养。学了一段时间，她认为孩子的症状没有明显改善，提出退款，机构以服务已经开始为由拒绝全额退款，只同意扣除已使用课程费用。截至目前，双方仍未就退款金额达成一致。

　　第三类是更轻的服务形态。在北京读大学的一位学生去年花80多元买了一份宣称专为ADHD人群打造的“结构化监督”服务，体验套餐为期4天，下单后一名陪伴员与她联系，每天进行提醒和鼓励。她的评价相当坦率：帮助是真实的，但和ADHD没有必然关系，更像是花钱请了一个人督促自己。这句话其实点破了不少此类产品的实质——有用，但那点用处来自“有人盯着”，而不是来自对疾病的干预。

　　第四类是商品。一些商家把“感官石”“扭扭乐”这类玩具与ADHD挂钩，打出“ADHD必备”“ADHD专注力训练”的宣传。这位副教授的评价是，这类宣传有明显夸大和误导成分；目前关于此类玩具的研究数量较少且结果不一致，个别研究甚至观察到使用时注意力反而下降，国内外主流诊疗指南均未将类似玩具列入推荐干预手段。换句话说，所谓“ADHD专注力训练”，是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借疾病概念做营销。

　　律师的看法更进一步。长期研讨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律师认为，ADHD属于精神障碍范畴，把普通玩具的功能直接与恢复训练挂钩，等于在没有医疗器械资质的情况下，让商品获得了某种“准医疗”的效果暗示。这句话听起来刺耳，但正说明了问题所在：病名在这里不是诊断术语，而是一块能提高溢价的招牌。

　　还有一条法律边界值得点出来。精神卫生法对开展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条件和心理咨询人员的执业范围有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发现就诊者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建议其到医疗机构就诊；违反者将被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暂停执业活动，直至吊销执业证书或营业执照。非医疗机构、非专业人员给出“确诊”“较高倾向”这类疾病结论并据此推销课程和服务，实际上已经越过了这条线。

　　那么该怎么规范？受访专家的建议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提高疾病科普的专业门槛，涉及ADHD等疾病解读的内容尽可能由具备专业身份的医疗机构和人员出品，平台也应按相关通知要求落实医疗科普账号的资质核验。二是防止商品“蹭”病名——广告法明确规定，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易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监管部门与平台可建立广告预警筛查机制，把相关医学术语纳入风险词库。

　　从监管工具看，可用的手段其实已经齐备：广告法解决宣传定性，精神卫生法与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解决资质越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预付式消费相关司法解释解决退费与赔偿，个人信息保护法解决数据收集。工具不缺，缺的是把工具用到具体环节上的执行力。

　　回到那个25岁年轻人的困惑。她测出21分，一个偏高的结果，但真正需要的是去医院由专业医师判断，而不是花一块钱买一张标签。ADHD被讨论得多，本身不是坏事，说明公众对心理健康更愿意开口；可一旦讨论变成流量，流量变成商品，商品再反过来放大焦虑，这条链上受损最深的恰恰是那些最想弄明白自己怎么了的人。

　　病名可以成为科普的入口，却不该成为生意的入口。把该由医生做的事留给医生，把该由标准工具完成的筛选交给标准工具，其余那些贴着病名的课程、服务和玩具，理应在被认真核对之后决定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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