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9月27日电　（记者 王少喆）“当年新加坡限制《华尔街日报》在当地发行，美国媒体对新加坡大加鞭挞，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先生是怎麽做的？”

日前，新加坡资深外交官、前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凯硕在香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随後解答说，“他（李光耀）深入虎穴，强力的和他们辩论。这很重要，香港也应该找到强势和能言善辩的代表，派他们为香港做出有力的辩护。”

马凯硕 图源：中新社

近年来，香港的国际形象频频遭遇“围猎”。早前，智库“团结香港基金会”主席陈智思就表示外界抹黑及部分媒体报道不全面，导致香港形象在2019年“修例风波”後及疫情後“大不如前”，海外对香港的看法与实际情况有落差。

那麽，正如马凯硕先生所说，当年遭遇类似情况的新加坡以及李光耀是怎麽做的呢？

面对西方传媒50年“未尝一败”的李光耀

2010年3月，美国《纽约时报》旗下《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封公开致歉信，专栏作者菲利普·鲍林承认，所写文章是对新加坡政府领导人的诽谤，承诺向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国务资政吴作栋和内阁资政李光耀支付约11万美元名誉损失补偿。

鲍林在一篇名为《同为一家人》的专栏文章中，将李光耀、李显龙父子列入所谓”亚洲政治王朝”，暗示李显龙当上新加坡总理是靠“世袭”。李光耀等三人在新加坡法院对《国际先驱论坛报》和鲍林发起了诉讼，控告其诽谤，并最终获得了胜诉。

而这并非首次。早在1994年，鲍林就曾因为《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另一篇观点类似的文章，被李光耀揪住了“尾巴”，吃了官司。《国际先驱论坛报》那次被迫“服软”，道歉、赔钱，还郑重承诺“不再重复类似言论”。

无独有偶，自从1965年起，李光耀以“个人身份”起诉媒体诽谤案件不下20起，无一败诉。《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泰晤士报》和彭博新闻社，这些西方大名鼎鼎的“无冕之王”，纷纷在李光耀面前败下阵来。

1990年，《泰晤士报》专栏作者伯纳德·莱文在一篇文章中指责李光耀治国方式“专断”，李光耀给他去了一封信，邀请他在泰晤士报的大本营——伦敦进行一场面对面的电视直播辩论。莱文没有“应战”，而是辩称李光耀应该在《泰晤士报》上而不是其他媒体上回应。李光耀再次去信莱文，表示“遗憾”，《泰晤士报》没刊登这封信。

李光耀自然不会就这麽“忍气吞声”，他在《独立报》买下整版的广告，刊登了自己的回信。他还说，提出质疑的人如果都不敢面对他的批评对象，那还有什麽好说的呢？

剑桥法律系荣誉毕业、律师出身的李光耀非常懂得用法律的武器“干翻”恶意诽谤的媒体。他曾说，如果允许外国媒体“拉我的尾巴，掐我的脖子却没受到惩罚，那新加坡媒体很快也会有样学样”，新加坡民众就会认为“领导人不敢辩驳或者辩不过对方，从而不尊重我们。”

除此之外，李光耀还在1986年提出法令，对干涉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进行限制发行量的做法。《华尔街日报》的销量就一度从5000被砍到了400，美国国务院还对此表示了“遗憾”，但也没什麽作用。

香港可以借监的“新加坡做法”

事实上，由於新加坡实行的是“亚洲式的民主”，更强调权力的集中，西方媒体从未停止对新加坡政治的批评。李光耀对此，采取的是以“个人身份”在本国法院发起诉讼，以本国法律维护自己的“人格权”和声誉，与外国媒体交锋，这显然比看起来是“以大欺小”的政府行政命令要有效的多。而通过法院的判决，对媒体进行罚款、限制销量等做法，也比仅仅是发出谴责、抗议，更能戳到他们的痛处。这正是李光耀实用主义思想的运用。

回到当下，面临着与李光耀当年类似境遇的香港，也可以借监他的做法，由受到抹黑或是影响的政府官员，比如律政司司长等熟悉法律的政治精英，发起对不负责外国媒体的诉讼，并根据在香港广受尊重的法律体系的判决，对有不实报道的外国媒体进行罚款、道歉、限制销量等处罚。只要拿到外媒确切无误的错处，他们也不得不低头，正如2024年3月彭博社在23条立法中做出错误报道，被迫撤回、更正报道并道歉称“不会再犯”那样。

李光耀曾经说过，面对外媒要审时度势，拿捏轻重，就能胜券在握，因为“世上不仅只有你（外媒）一个聪明人”。

在外媒数十年如一日的批评，甚至是西方政、学界的“围剿”下，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执政理念和价值取向，而是提出且坚定践行了自己的“亚洲式价值观”，在短短几十年打造了一个秩序井然、经济发达、富裕文明的亚洲“缩微强国”。这完全可以作为香港的一个成功镜鉴。

香港可打造对外传播中心

另一方面，进攻永远是最有效的防守。除了在遭到外界抹黑时进行的反击外，香港也完全可以主动作为，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打造一个国际传播中心，将香港乃至全中国的“真实故事”讲给全世界听众，发挥中国对外传播的“桥头堡”作用。

对於这一点，香港具有许多优势：

首先，“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与西方接近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香港更加了解这些国家读者（听众）的需求和利益，能用更符合他们口味的语言进行传播。比如说，以往关於中国内地的很多新闻，西方都是通过香港了解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更开放的言论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外界并不熟悉中国内部的一套话语体系，通过香港“翻译”後的信息他们更“听得懂”。

其次，香港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具有语言上的天然优势。香港有着《南华早报》等在亚洲乃至世界有一定知名度的英文媒体，香港的高等院校以英语为学术语言，在香港的众多智库、机构也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它们都可以通过新闻报道、研究报告等形式介绍、传播香港和内地的真实情况，供全球人士了解。事实上，目前英语世界很多对於中国的信息，都是通过《南华早报》等香港的英文媒体、机构获得的。

再次，香港作为中国最为国际化的都市，生活水平较高，英语普遍通用，更能吸引到全世界各国的传播人才。作为非华裔的传播人才，到香港工作居住，容易程度也明显高於中国其他城市。

最後，在中国内地进行对外传播工作，目前还受到体制机制上的一些限制，获取信息方面也有一定局限，往往面临着说者“不好说”、听者“不愿听”的问题，而在香港，这方面的情况更为有利。

正如一些传媒界人士已经提出来的那样，“香港是说好‘中国故事’的天然阵地”。在应对外部因为误解或是刻意抹黑造就的不利舆论环境时，除了被动的澄清、反击之外，更可以整合、发动香港拥有的传播手段和力量，主动释放、解读与香港和中国有关的、外界希望了解的重要信息，为香港和中国塑造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

事实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外界对中国始终存在信息需求和信息供给的“缺口”，需要加以填补。如果香港不能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填补上这一缺口的话，目前处於强势地位的西方传媒、组织、大学就会趁机“补位”，成为关於中国信息的主导来源，进一步加剧香港乃至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被“围猎”的局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