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9月11日电（记者 李明珠）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于9月16日与施政报告同日发表，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定调，其中如何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受到外界普遍关注。香港中通社、香港新闻网近日邀请香港正思研究院院长陈少波作为特约主持人，围绕北部都会区开发建设模式、深港合作以及“合肥模式”对香港的启发等话题，对话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以下为对谈摘录：

陈少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文件分为六大部分，其中“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被置于首位，您认为这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方舟：香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具有特殊意义，这不仅是一个五年版的“施政报告”，更是站在国家五年规划的基础上思考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是在国家的大框架下思考香港怎么对接国家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文件把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放在非常显要的位置，恰恰说明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五年对接国家战略的最重要平台和载体。

陈少波：您长期研究深港合作，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深港合作的历程以及当前取得的成就？

方舟：近年来，深港两地的互补性日益增强。深圳的成长得益于香港的辐射带动，如今已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径。尤其在科技创新领域，深圳不仅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上也表现突出。正因如此，深圳与香港之间形成了极强的互补格局。约十年前，两地便开始探索如何推动产业与制度层面的对接，特别是能否利用接壤区域打造特殊合作平台。深港之间恰好拥有“河套”这一独特地块，香港与深圳均意识到其特殊价值，双方若能携手合作，便可完成单方面难以单独推进的事项。2016年下半年，深港两地政府协调后，就河套地区的土地业权归属、共同开发机制等核心争议达成共识。2017年1月3日，即新年第一个工作日，香港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正式签署《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转眼已近十年，从当初的河套一隅，到如今辐射范围已扩展至占香港面积近三分之一的北部都会区，这一历程不仅是战略发展层面的重大突破，更是发展视野与格局的极大跨越。

香港中通社图片

陈少波：从河套到现在的北都，这展现了战略发展的突破、眼界的突破，这些年间，您觉得香港的思维发生了什么变化？从产业布局、城市布局来看，北都的发展对于深港合作有何意义？

方舟：过去，香港的主要经济活动与优质就业岗位高度集中在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狭长地带。外界曾以“中环中心主义”概括此现象，即以中环为原点，距离原点越远则代表地区越偏远。以天水围为例，若以中环为出发点进行规划，天水围无疑属于香港最偏远的郊区。当年规划天水围新市镇时，完全没有考虑到它与对岸的深圳南山或深圳湾仅一河之隔，特别是深圳湾大桥建成后，天水围所在的区域实际上处于香港连接深圳的“桥头堡”位置。然而，当时的规划完全没有考虑到深圳可能为该区域带来的辐射效应与潜在就业机会，仅仅将天水围视为一个偏远的新市镇。倘若当年便能意识到这些深港边境区域所蕴含的特殊价值，今日天水围的发展面貌或许已截然不同。正因如此，北部都会区概念的提出，无疑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这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香港长期以来的传统规划观念——将原本被视为城市边缘的地带重新定位为未来发展的核心区域。如今，无论是普罗市民还是政府层面，对于北部发展的观念都已发生显著转变。这种从“边陲”到“核心”的认知跨越，实属不易。

陈少波：很多年前您就提出“南金融、北创科”这一双核心概念，当时为何会有这样的构想？

方舟：特区政府当时尚未正式提出北部都会区规划，但社会始终怀有一个愿景，希望推动新界北部的建设，使之成为香港的第二个城市中心。此构想在某种意义上，犹如当年上海开发浦东，是开辟全新增长空间的战略布局。

提出“南金融、北创科”概念时，国际形势已非常清晰：科技竞争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香港必然要在其中发挥独特的功能。由此引发思考：若在香港毗邻内地、毗邻深圳之处规划发展第二个都市中心，应以何种产业作为核心动力？答案自然是创新科技产业。社会希望借此机会，把香港整体的“蛋糕”做大，为香港创造新的增长点。以中环为核心的维港都会区，其最核心的产业是金融，与此同时，让北部地区成为一个以创科产业为核心的城市中心。

特区政府近年来在这方面的投入和决心极大，且在开发模式与方法上实现了显著创新。回顾过往，特区政府兴建新市镇时，多侧重于卫星城的居住功能，且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完全由特区政府财政承担——将“生地”开发为“熟地”出售后，方能产生收入以弥补前期成本。然而，若长期沿用此模式，首先面临的是产业导入的难题，其次，特区政府的前期投入将极为庞大。北部都会区的开发规模远非昔日单一新市镇可比，若完全依赖政府传统的路径，整个公共财政的现金流压力将难以承受。正因如此，特区政府目前在这两方面均已展开创新性的尝试。

首先是产业思维的转变。北部都会区已规划了若干产业园区，不在局限于过往单纯盖楼的概念。除了众所周知的河套香港园区外，还有一个紧贴河套园区、面积近三平方公里的新田科技城。若将这一大片区连为一体，实则构成一个“大河套”的概念。这无疑是从居住导向转向产业导向的思维突破。

其次是土地开发模式的创新。政府不再完全大包大揽、由前期投入一力承担，而是探索了创新模式。例如，刚刚在洪水桥片区招标中采用的“双信封”模式，既减轻了政府投入，又有助于产业导入。对于一些重大产业项目的引进，特区政府如今亦采取了极为灵活的态度。以正在建设的沙岭数据园为例，政府主要考量的是产业对香港的战略意义，而非地价对财政的贡献。这种思维的转变，堪称香港特区政府开发理念的又一重大突破。沿著这条路径推进，北部都会区在开发模式、推进速度等各方面都将持续改善。

陈少波：“合肥模式”已经成为社会热议的现象级话题，以合肥长鑫科技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发展历程表明，创科等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依赖政府的长远战略眼光与持续投入。您觉得“合肥模式”对香港而言有何借鉴意义？

方舟：“合肥模式”并非其他城市可以简单复制的。然而，合肥有一项经验非常值得香港借鉴：当年合肥之所以选择投资长鑫科技等企业，关键在于其对重点产业的产业链进行了极为详尽的分析，从中精准识别出哪些企业属于产业链中的“链主企业”或核心企业。为了吸引这些企业落户，合肥可以给出投资承诺、配套以及其他支持政策。

对香港特区政府而言，当务之急是梳理拟重点发展的产业门类，并绘制成“产业图谱”，分析其中哪些是香港可以争取且必须主动出击的，并锁定最核心的目标企业。如果能够将最核心的几家“链主企业”或龙头企业吸引到香港，便能带动上下游一系列企业。不过，香港受制于土地与空间成本，不可能布局全产业链，而是应该专注于关键环节——即那些香港能够做得比大湾区内地城市更好的部分，从而成为大湾区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香港必须持有此种思维，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同构建产业链。在此过程中，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意识必须极为敏锐。客观而言，香港目前仍处于此种产业意识的培养阶段，但令人欣慰的是，已经看到了非常积极的转变。随著大湾区整体产业能力的持续提升，再结合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特殊优势，香港在创科产业上必然大有可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