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继去年首次登顶后，今年成功蝉联全球第一，领先第二位“东京—横滨”1.1个百分点、第三位“圣荷西—三藩市”3.3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再次确认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领先地位，也为观察中国创新体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样本。笔者认为，这一成绩绝非偶然的排名波动，而是大湾区在制度协同、资本生态与产业转化之间形成了独特良性循环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集群的持续领先揭示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矽谷模式的“大湾区创新范式”，其经验与挑战同样值得深入剖析。

（图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数据背后的结构性跃升

从《全球创新指数》的三项核心指标来看，“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过去五年间贡献了全球9.2%的专利申请、2.5%的科研论文和3.1%的风险资本交易宗数，三项数据均较2025年有所提升。表面上是百分比的微幅增长，但放在全球创新活动总量持续扩张的背景下，这种“份额提升”意味着集群的创新产出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呈现出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

笔者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专利申请占比（9.2%）与科研论文占比（2.5%）之间近四倍的落差。这一方面反映集群高度偏向应用型、产业化创新，与深圳作为全球硬件创新与科技产业重镇的基因一致；另一方面也提示基础研究的相对薄弱，仍是制约集群从“应用创新中心”迈向“原创科学中心”的关键短板。香港具备世界级大学与基础科研能力，如何透过河套、新田科技城等平台将上游科研能力有效注入集群的创新链，将是未来能否突破“9.2%与2.5%落差”的决定性因素。

香港的独特角色：从金融中心到创新催化器

香港在集群中的角色历来备受讨论。传统观点认为，香港缺乏大规模制造业与科技企业，在创新集群中更多扮演“资金通道”而非“创新源头”。但此次排名中风险投资的优秀表现，恰恰突显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将创新意念转化为落地成果的独特能力。香港私募基金市场管理资产规模接近2,500亿美元，亚洲排名第二；港投公司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14%，引资效应达1：8以上；2025年首八个月IPO集资额高达3,424亿港元。这些数字共同勾勒出一个高度活跃的资本生态。

笔者认为，香港的贡献远不止于“提供钱”。其真正的不可替代性在于三点：第一，普通法体系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投资者信任，使跨国资本敢于投、愿意留；第二，自由开放的资金流动与联系汇率制度，令其成为连接中国内地创新资产与全球资本市场最有效率的转换器；第三，特区政府近年推动的“专利盒”税务宽减、知识产权融资沙盒等制度创新，正在补上“知识产权变现难”这一长期困扰科创企业的环节。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是，知识产权融资沙盒于2025年12月推出，其试点行业特别锁定科技行业，若运作顺畅，将有望打破银行对无形资产抵押的保守惯性，为轻资产的初创与成长型企业开辟全新的债务融资渠道。笔者认为，这项措施若能与港交所的改革相互配合，香港可望发展出亚洲独有的“知识产权金融”竞争力。

政策成效与隐性挑战

特区政府近年创科政策力度空前：初创企业数量从2015年约1,500间跃升至2025年逾5,200间，科学园与数码港合共培育出约20家独角兽；100亿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100亿元“产学研1+计划”及“创科加速器先导计划”形成全链条资金支持；河套香港园区于2025年12月开园，已有逾百家企业签约进驻；新田科技城公司亦已成立，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展。

然而，笔者必须指出，政策数量的增长并不能自动等同于创新质量的提升。当前最需要警惕的是“硬件先行、软件滞后”的倾向。河套与新田的楼宇可以快速兴建，但跨境数据流动、生物样本过境、科研设备免税共用、人员签证便利化、知识产权跨境确权与执法等“制度基建”，涉及中央与粤港澳三地的复杂协调，推进速度往往不及预期。若制度创新跟不上物理空间建设的节奏，园区可能沦为普通的科技地产项目，而非真正的一流创科枢纽。

另一个深层挑战在于集群内部的竞合关系。“深圳—香港—广州”作为一个跨越三个关税区、三套法律体系、三种货币的集群，其协同效应恰恰源于差异性，但差异性也意味着协调成本高昂。深圳的产业转化能力、香港的国际金融与基础科研、广州的制造业腹地与高校资源，理论上互补性极强；但现实中，三地在争夺人才、企业落户、甚至排名话语权上仍存在微妙竞争。笔者认为，未来集群能否持续领先，关键不在于某一城市的单点突破，而在于三地能否建立起常态化、可预期的利益分享与协同机制。河套园区“一区两园”模式若能真正打通，将是可复制的样板；反之则可能加剧内耗。

从排名第一到规则引领

蝉联全球创新集群第一，固然值得欣喜，但笔者认为，大湾区更应该思考的下一个命题是：如何从“创新产出的数量高地”走向“创新规则的制定者”。目前集群的优势仍主要体现在PCT专利申请量、风投交易量等规模指标上，但在全球创新治理、技术标准制定、开源生态影响力、新兴领域（如人工智能伦理、绿色科技认证、数据治理）的规则话语权上，仍与矽谷集群存在明显差距。真正的世界级创新集群，不仅是专利与资本的集聚地，更是定义未来技术方向与商业规则的思想源头。

香港在这一进程中可以扮演特殊角色。作为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国际城市，香港有条件在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数据规则、国际争议解决等方面，探索出既符合国家利益、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安排。若能善用“一国两制”下的制度弹性，香港完全可能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创新治理的“规则实验室”，为大湾区集群注入矽谷模式所不具备的制度创新动能。

五年规划与北部都会区：集群升级的新引擎

笔者认为，随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于9月16日正式公布，北部都会区建设全面提速，香港发展及大湾区建设将迎来更大的协同效应。北部都会区作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平台，其规划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土地与基建思维，而是以创科产业为核心驱动力，与深圳的科技产业带形成“一河两岸”的创新走廊。若能将河套合作区、新田科技城与北部都会区的整体规划有机衔接，香港将从过去被动的“资金通道”角色，转型为主动的“创新空间供给者”和“产业生态建构者”。笔者认为，五年规划的出台，意味着香港的创科发展从零散的政策措施升级为具备系统性和延续性的战略部署，这对于吸引长期资本、稳定企业预期、深化跨境合作都具有指标性意义。北部都会区的提速，也将为“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提供更充裕的产业用地和更完整的成果转化链条，进一步巩固集群的全球领先地位。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全球第一，是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与创科资金生态的客观肯定，也是国家科技强国战略在大湾区落地见效的缩影。笔者认为，这一成绩的意义不仅在于排名本身，更在于它证明了一种融合“中国市场纵深＋香港国际规则＋深圳产业效率”的复合型创新模式，具备在全球顶级竞争中持续胜出的潜力。但排名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对下一步的更高要求。当集群的物理载体加速成型、资金供给日益充裕之后，真正的考验将回归到制度创新、原创科学供给与全球规则参与这三块“硬骨头”上。大湾区若能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未来就不只是蝉联第一，而是有机会重塑全球创新集群的竞争逻辑本身。

（本文作者为香港再出发共同发起人、香港菁英会副主席、阳江市政协委员、河南省青联港区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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