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两位中国籍数学家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引发全球学界热议。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这是该奖首次授予中国籍数学家，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

这一消息名震中外，轰动全球。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虹与邓煜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

我们再看目前在中国全职工作的菲尔兹奖得主共有6位，分别是丘成桐（1982年获奖），全职在清华大学工作（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考切尔·比尔卡尔（2018年获奖），全职在清华大学工作（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安德烈·奥昆科夫（2006年获奖），与清华大学、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等机构有深入合作，每年在中国工作数月至半年；叶菲姆·泽尔曼诺夫（1994年获奖），全职在南方科技大学工作（南方科技大学数学系/深圳国际数学中心）；吴宝珠（2010年获奖），全职在香港大学工作（香港大学数学系）；洛朗·拉佛阁（2002年获奖）：全职在华为公司工作（华为数学实验室）。

王虹现在就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数学学科终身教授兼纽约大学教授；邓煜任目前工作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两人虽就职海外，但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

剑走偏锋、独辟蹊径。王虹、邓煜获奖，打破了外界对华人科研“重应用、轻基础”、“重跟随、轻原创”的固有刻板印象。菲尔兹奖获得者杰曼诺夫说：“两位获奖者最重要的教育阶段都是在中国完成。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力证明了中国在世界数学领域的地位正变得日益重要。”

行政长官李家超曾提出“无创科、无未来”的发展理念，强调教育孕育未来，科技彰显实力，人才引领发展，特区政府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既要打造全球高端人才的集聚高地，也要夯实基础研究土壤，培育能够扎根香港、深耕前沿学科的本土科研力量。

李家超还在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会和施政报告的咨询会，就“吸引人才”发表讲话，他指出，人才是城市竞争及发展动能的最重要元素，香港要“抢人才”与“抢企业”并重，通过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重点企业来港，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虹、邓煜双星闪耀，不仅印证了我国基础学科人才培育的实力，更为香港吸引高端人才带来诸多启迪。

观察成长路线  厘清核心逻辑

菲尔兹奖向来以极高的入选门槛著称，仅授予在数学领域做出颠覆性、原创性、开创性贡献的年轻学者，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截至2026年，世界上共有69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世界各高校按照最多获奖人数的排名依次为美国哈佛大学（18位）、法国巴黎大学/十三所大学统称（16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5位）、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4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4位）。

王虹与邓煜为何能折桂？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三维挂谷猜想，这个问题困扰了数学界100多年，她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进展，被公认为这个方向125年来最重大的突破之一。

青灯黄卷、格物致知。不同于应用科技的快速迭代、短期见效，数学作为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典型的“长周期、慢回报、重积淀”学科。一项顶级数学成果的诞生，往往需要学者数十年潜心深耕、孤独探索。

两位获奖学者的成长历程，均体现出共性特质：自幼深耕基础学科、坚持纯粹的学术追求，长期沉潜科研领域、不受浮躁名利干扰。两人的本科阶段在中国完成，印证了日趋完善的国家基础科研扶持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顶级科研平台的全链条培育机制；两人的硕士、博士阶段在海外完成，也佐证了西方发达国家科研生态方面的鲜明优势：容许长周期深耕、包容失败探索、远离功利浮躁、注重兴趣引导，以及鼓励原创的学术氛围。

条分缕析、抽丝剥茧，此次突破揭示了一个鲜明逻辑：国际高端顶尖人才的竞争，是长期主义对功利主义的胜出，是体系化培育对碎片化扶持的超越。——而这，恰恰是香港当前人才发展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依托独特优势  正视现存短板

笔者曾于今年2月13日的《信报》专栏文章中，率先披露美国芝加哥大学杰出服务讲席教授、数学系主任、菲尔兹奖得主吴宝珠（Ngô Bảo Châu）将于今年6月正式加入香港大学，出任理学院数学系讲座教授。

吴宝珠最重要的成果是2008年完成了朗兰兹纲领的基本引理一般情形的证明，解决了数学界长达三十年的难题；相关证明在2009年已被普遍接受，被《时代》杂志评为当年的十大科学进展之一。凭借该成果，吴宝珠在2010年获得了菲尔兹奖。

近年来，港大的引才计划成就斐然。仅 2025 年，港大便成功吸纳来自 18 个国家的 114 位国际知名学者加盟，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这批国际顶尖学者选择港大，折射出香港对国际高端人才的“磁吸效应”愈发强劲。

纳士招贤、筑巢引凤，“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在引进国际高端人才方面拥有两大优势：第一，能全面融入国家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享受内地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资源与政策支持；第二，能保持与全球接轨的法治体系、学术自由、国际通行规则、多语言环境。

在看到独特优势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香港的以下短板：

其一，长期主义氛围有所欠佳。香港社会节奏快、商业氛围浓，青年群体普遍面临就业和生活压力，偏向选择金融、法律、商业等短期高回报领域，视基础科研为“投入大、回报慢、不稳定”的领域，浅尝辄止、急功近利观念流行，这从客观上影响了基础科学人才群体的形成。

其二，引进与培育不够平衡。长期以来，香港注重引进成熟顶尖人才，给予高薪、住房、科研经费等硬核补贴，近年来，特区政府出台了优惠政策，对本土青年科研人才的长远培育、基础学科苗子的早期发掘、长周期扶持有一定改善，但对照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近年来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扶持政策，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局面存在，香港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其三，“产研融合”尚显不足。高端人才的长远留存，不仅需要纯粹的学术环境，还需要“科研有平台、深耕有希望、成果有价值”的完整生态。香港高校科研实力雄厚，但基础科研与前沿产业、国家战略需求对接仍显得不足，转而未化、鸿沟梗阻问题不少，大量基础研究成果难以实现迭代升级与价值转化。

三个重点发力  造就“人才鼎盛”

今年3月18日，李家超在第二届全球人才高峰会周开幕礼致辞中表示，吸引和留住人才，已经成为全球各地经济策略与公共政策的关键，香港既要面向全球招揽人才，也要完善培育体系，让人才在香港扎根成长、实现价值。

李家超所言，清晰地表明了香港人才发展的策略。面对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分析中国学者获得菲尔兹奖的历史性突破，香港须在以下三处精准发力，实现从“人才集聚”到“人才鼎盛”的跨越。

其一，求贤若渴、生态育才，建立适配基础科学发展的人才机制。顶尖基础科研人才的成长是长期积淀、潜心深耕的结果，香港应在建立长远机制上加力。在政策层面，针对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设立长周期科研专项资助，免除优秀青年学者科研经费压力，容许学术探索中的失败与试错；在教育层面，重视中小学生数理兴趣、逻辑思维、原创探究能力的培养，建立从中小学到大学、科研院所的全链条培育体系。

其二，引育并举、相得益彰，构建高质量的人才梯队。人才结构达到最优，才会释放最大效益。香港应持续放大国际化优势，主动引进全球菲尔兹奖级别、院士级别顶尖学者；针对香港高校优秀博士生、青年科研人员设立专项激励计划，扶持本土优秀苗子。同时，推动香港青年学者深度参与国家重大基础科研项目，借助国家科研资源，弥补本土科研平台资源短板。

其三，深耕厚植、积厚成势，培育学术原创的沃土。基础科研的突破，离不开纯粹的学术氛围与价值认同。社会舆论应引导人们增强对基础科研的价值认同，让深耕基础科学、坚持学术原创，成为青年认可的优质发展路径；高校应优化科研考核机制，强化成果原创性、学术价值、长远贡献的评价标准，让科研人员能够远离浮躁、潜心研究；政府和社会机构应依托香港国际化平台优势，举办各类基础科学论坛、青年学术竞赛，激发青年的科研热情。

其四，筚路蓝缕、铺路搭桥，打通科研与产业的转化路径。脱离产业与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难以实现持续发展；没有基础科研支撑的产业，终将陷入低端徘徊与跟随的困境。香港应推动基础科研成果对接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科技、高端制造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为产业高端突破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应搭建内地与全球基础科研人才、学术资源、科研成果的对接平台，助力国家基础科学领域对外交流合作。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多次来港调研时，深入香港高校及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进行深度交流，他希望香港依托“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人才发展之路。

夏主任的深情鼓励，两位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的历史性突破，深刻启示香港：全球高端人才竞争的终局，从来不是简单的政策红利比拼，而是学术生态、培育体系、价值氛围的综合较量。香港下一步可以多做打基础、强内功、谋长远的工作，跬步千里、蓄势待发，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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