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伊军事冲突在脆弱的临时停火框架下再度升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边境摩擦、定点报复”的新特征。

5月30日至31日，美军对伊朗霍尔木兹甘省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发动打击，摧毁伊朗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无人机。6月1日，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军进行报复，打击了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并摧毁预定目标。这一轮相互打击还波及科威特等中东国家。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起的“彻底消除伊朗核威胁”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已从“闪电突袭”变为“战略相持”，战争“烂尾”成定局，和谈前景渺无期。

这几天，笔者正在意大利和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访问考察。三国的朋友和当地中资企业负责人，普遍认为：美伊双方目前都处于“边谈边对峙”的状态，军事冲突与外交谈判交织，局势高度不确定，波谲云诡、风云变幻，中东地区战况面临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这场战争的走向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香港也不会置身事外，因此，我们应持续密切关注。

“闪电战”破产打不赢也谈不拢

美以发动对伊朗战争的初衷是以“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方式摧毁伊朗核设施、斩首革命卫队高层、瘫痪其军事指挥链、颠覆伊朗政权，但眼下的战场态势便偏离了预设轨道。

其一，美以军事行动“高开低走”。美军在第一周确实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战术胜利，但伊朗并未如预期般迅速崩溃，在经过第一轮导弹还击后，启动了“非对称反击”模式：向霍尔木兹海峡布设大量水雷，出动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骚扰美军舰艇。这种“你打你的高科技，我打我的低成本”策略，以“断粮”对付“斩首”的“错维博弈”，使美军陷入一场消耗战。

其二，停火协议脆弱不堪。近日，一艘被困商船的录音曝光：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与美国军机同时向商船喊话，伊朗要求船只接受检查，美军命令其“无视伊朗非法拦截”。这种“停火不停战”的状态，以“鹬蚌相争”，生动诠释了什么叫“烂尾”：军事上谁也吃不掉谁，外交上谁也不愿先让步。

其三，外交谈判“无效空转”。 特朗普在最新修正案中要求伊朗以“公开象征性的屈服方式”交出高浓缩铀，伊朗断然拒绝。美国坚持“解除制裁需以弃核为前提”，伊朗要求“永久停战与全面解禁同步进行”。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争论，以互为因果、无法确定起点的争议，使得谈判成为各自向国内强硬派表态的舞台。

总之，美国既无法彻底摧毁伊朗的抵抗意志，也无法低成本维持高强度打击；伊朗虽未被击败，但也无力将美军逐出波斯湾，进退维谷、骑虎难下，战事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拖不起”的困局。

碰上“硬钉子”铺下“烂摊子”

美国以突袭方式逼迫别国就范的剧本已经成功上演许多次，这一次却碰到了“硬钉子”。

其一，美国低估了伊朗“非对称战”的韧性。华盛顿的决策者原以为可速战速决，但他们没有想到，伊朗的“战争性价比”远高于美国。伊朗布设一枚简易水雷的成本不足五万美元，而美军扫除一枚水雷综合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更致命的是，伊朗采取“零星布雷、随机地点”的策略，不是一次性封锁海峡，而是每隔几天在某处悄悄投下几枚水雷。这种低强度、高频率的骚扰令美军疲惫不堪。

其二，代理人战争的回旋镖效应。美以袭击伊朗后，重新激活了中东的“抵抗之弧”。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重新活跃起来，袭击商船或美以的军事设施，中东战乱导致全球航运保险费率飙升，多国航运公司被迫绕行好望角，许多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开始公开抱怨美国，给特朗普政府造成了压力。

其三，伊朗的谈判立场不清晰。现在，伊朗的改革派主张通过谈判换制裁解除，强硬派公开要求“停止与美国进行交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不到24小时革命卫队就宣布，这一表态未经最高领袖同意。这种内部掣肘使得伊朗无法形成一个稳定、可预期的谈判立场。

其四，来自美国内部的反对声音。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有不少人质疑这场战争的合理性、合法性。随著战争陷入泥潭，美国纳税人和普通民众的钱包正在为他们认为不该发生的战争买单，反战之声此起彼伏。

其五，世界多极格局对单边军事行动的制约。中国和俄罗斯强烈反对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通过外交、经济等渠道为伊朗提供了“战略缓冲”；美国的“四大铁杆盟友”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从“每战必跟”到“公开不支持”，态度大转弯。

综上所述，华盛顿的主战派非常孤立。既不想丢面子，又不愿输里子，进退失据、跋前疐后，面对“烂摊子”，陷入了两难境地。

僵局“涟漪效应”香港积极应对

战争烂尾的直接后果是：谈判陷入“无限回旋”，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半封锁、半通行”的模糊状态，油价维持高位震荡。这些“涟漪效应”波及全球，给香港造成不利影响：

其一，航运成本飙升。自战事爆发以来，途经中东航线的集装箱海运价格已上涨约40%，运费上涨侵蚀香港转口贸易的利润空间。

其二，通胀压力增加。能源成本推高运输成本并波及物价。对中小企业而言，物流和能源成本的双重上涨压缩了利润空间，部分企业被迫延迟扩张计划；对普通市民而言，日常开支增加，限制了消费能力，只能“量入为出”。笔者留意到，政府已将2026年基本通胀率预测由1.7%上调至2.5%。

其三，资本市场充满不确定性。中东局势动荡引发全球资本寻求“安全港”，香港吸纳了大量避险资金。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倾向于持有美元现金或黄金等终极避险资产，而非将资金投入新兴市场股票，这考验香港的“吸金”能力。

唇亡齿寒、巢毁卵破，中东乱局提醒香港：全球供应链非常脆弱，作为高度依赖转口贸易和外部需求的经济体，香港须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

眼下，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的亲自主导下，香港正在制定首个五年规划；这几天，李家超率团出访中亚的两个重要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达成多项合作协议。这显示出香港正在为“如何在地缘政治风险下保持发展韧性”，求解化险为夷、居安思危。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会见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时多次强调，面对内外环境变化，香港要发挥灵活应变的传统，锐意改革，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夏主任的话启示我们，面对中东战乱带来的冲击，我们须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既要看到有利因素，也要看到风险和挑战；我们要以底线思维来应对，把困难预估得更大一些，积极争取最好的结果。总之，应客观分析、综合研判，积极应变、趋利避害，守住底线、防患未然。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屠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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