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内地14亿部手机、22亿台终端设备早已默默“仰望”北斗，一个产值突破6000亿元人民币的时空产业帝国悄然成形时，香港这座以“智慧城市”为目标的国际都会，却似乎仍在北斗的应用版图之外。更讽刺的是，当高德地图凭借北斗技术在台湾爆红，连对岸民众都开始享受“绿波导航”的便利时，香港市民的手机屏幕里，依然默认著那个功能有限、数据迟缓的旧时代产物。最吊诡的一幕莫过于此：香港可能即将诞生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但这座城市的市民和基建，却仍未全面对接中国自家的北斗导航系统。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城市命脉与国家安全的战略盲点。

能上天，却未能“落地”？

国家“十五五”规划将香港的定位从过去的“融入”提升为“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正透过推行首份专属的“五年规划”，发挥“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角色，以国际化优势助力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及高质量发展。

而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信号刚刚出现：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中，出现了香港市花洋紫荆图案，引发外界猜测飞行乘组或将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若然成真，这将是“一国两制”下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历史性突破。

然而，正是这个“即将上天”的荣耀时刻，映照出一个尴尬的现实：当香港的精英有机会在太空站操作国家最尖端的科技系统时，香港的地面却仍停留在依赖他国导航系统的“旧时代”。北斗系统早已完成全球组网，信号完美覆盖香港，为何我们在“仰望星空”的同时，却不愿让脚下的土地“落地”对接北斗？笔者认为，这种“能上天却未落地”的荒诞错位，恰恰折射出香港长期以来在技术路径选择上的惯性怠惰与战略短视。

Google Maps的时代，该翻篇了

要理解这种错位的荒诞，不妨看看一个生动的对比。香港人至今高度依赖Google Maps，这个诞生于美国矽谷的产品，无疑曾是地图服务的标杆。但它本质上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个以“找路”为核心、以西方数据生态为基础的封闭系统。

而中国的高德地图，配合北斗高精度定位，早已将地图应用从“导航工具”进化为“时空操作系统”。在细节控制和生活服务整合上，高德堪称“微观之王”：透过AI算力与实时交管数据，它能精确显示全国数百座城市的红绿灯倒数秒数，甚至提供“绿波建议”——告诉你开多快能一路绿灯畅行。这些功能，Google Maps完全做不到。

不少台湾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用高德导航在大陆自驾游的精准与便利远超预期。（资料图片）

最具说服力的，或许是高德地图在台湾的爆红。不少台湾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用高德导航在大陆自驾游的精准与便利远超预期，甚至开始呼吁高德推出台湾离线地图。一个整合了北斗能力的中国地图应用，凭借技术实力跨越政治藩篱，征服了原本使用Google Maps的市场——笔者认为，这本身就是北斗生态体系强大竞争力的最佳证明，也是对“西方技术永远领先”这一迷思的有力反驳。

反观香港，一河之隔，却仍停留在Google Maps的时代。不是因为它更好，而是因为习惯、惯性，以及对国家技术生态的疏离。

从“中国版GPS”到数字经济底座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北斗早已不再是那个努力追赶的“备胎”。2025年，卫星导航产业总产值达6290亿元，融合遥感、地理信息、通信后的整个时空产业总产值更突破1.33万亿元。最关键的转变在于，北斗的角色变了。它不再只是一个导航工具，而是渗透进5G、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等领域，成为支撑整个数字社会运行的“底层基础设施”。高德地图的“绿波导航”，正是北斗与AI、大数据深度融合的缩影——没有精准的时空基准，这一切无从谈起。

从芯片、模组到终端服务，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北斗产业链，兼容型芯片出货量以亿计。在海外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北斗已在港口调度、智慧农业、灾害监测等场景落地。当一个系统强大到足以定义时空基准，甚至让对岸民众也为其应用点赞时，香港的缺席便格外刺眼。

香港的“时空依赖”隐患

反观香港，地图导航、物流配送、金融交易、电讯网络的时间同步，高度依赖美国的GPS系统。笔者认为，这种依赖，在和平时期看似方便高效，但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当下，无异于将城市的神经中枢，寄托在他人的系统之上。

黎巴嫩的惨痛教训，为这种依赖敲响了最刺耳的警钟。2024年9月，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使用的传呼机和对讲机发生集体连环爆炸，造成数百人重伤。事后披露的细节令人不寒而栗：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早在2015年，就将埋有炸药的对讲机运入黎巴嫩，其后更开发出爆炸装置隐蔽到连X光都无法察觉的传呼机，并借此进行长期监听。

这是以色列将通讯设备武器化的极端案例。它揭示了一个冰冷的现实：当一个地区的通讯、定位等关键设备和系统的供应链被外部势力主导时，对方不仅可以让你“失明”，更可以通过后门、预置装置，制造物理层面的伤害。笔者认为，今天对讲机可以被遥控引爆，明天当极端情况发生，一个高度依赖外部导航系统的城市，其物流车队、紧急救援、关键基建的授时与调度，是否会被瞬间“断讯”或“误导”？答案恐怕不令人乐观。

为什么香港没能用上北斗？

香港并非没有机会。从技术上看，北斗三号系统的信号已全球覆盖，香港完全处于优质服务区内。之所以未能普及，背后是复杂的产业惯性、认知偏差和制度壁垒。

首先，香港长期以来在技术标准和设备采购上，自然倾向沿用西方的成熟系统。从汽车导航仪到手机芯片，GPS多年来是“出厂预设”的唯一选项。市场缺乏推动北斗应用的诱因，大众甚至不知自己的手机是否已支持北斗——事实上，内地98%的新款手机都支持，但香港市面上的行货手机，北斗功能往往未被前线销售和应用开发者主动激活与运用。Google Maps在香港的垄断性使用习惯，进一步固化了这一认知：人们以为地图服务只有这一种形态，不知道高德地图背后所代表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更先进的技术生态。

其次，香港缺乏能够消化北斗技术、并将其转化为本地化应用的产业生态。北斗不只是位置服务，它涉及高精度定位、短报文通讯等特色功能，能在恶劣天气或无移动信号的海上、郊野提供独特的应急通讯价值——这对多山、临海的香港尤为关键。但由于没有从芯片、模组到系统集成的本土产业链，这些潜能处于休眠状态。试想，如果香港能推动高德地图或其他北斗应用开发者，针对香港复杂的高架桥、隧道、郊野路径进行本地化适配，市民的出行体验将有质的飞跃。

更深层次看，这反映了一种将技术“去政治化”的惯性思维。很多人视GPS和Google Maps为纯粹的商业工具，选择它们只是出于性能与成本的考量，却忽略了在非常时期，技术、标准与供应链本身就是战略武器。笔者认为，黎巴嫩的爆炸案已清楚表明，民用通讯设备都可以被植入炸药并远程遥控，定位系统作为“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其安全性又怎能不加以审视？这种对技术安全的集体麻木，正是香港当前最危险的认知盲区。

以“服务国家”的自觉，补上时空安全这一课

当香港有机会诞生航天员、代表国家执行空间站任务时，我们更应反思：如果连地面的定位系统都未能与国家对接，所谓“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根基何在？

香港要发展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一个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时空基准必不可少。北斗的应用，不是要全面排拒其他系统，而是要建立一个兼容并蓄、但以“自主可控”为核心的多源定位体系。这既是为了香港自身安全，更是为了履行“十五五”规划赋予香港的新使命：香港要成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以国际化优势助力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前提是自身的关键基础设施必须与国家体系深度对接。如果连定位、导航、授时这些数字经济的“空气和水”都依赖境外系统，香港如何能安全、可靠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具体而言，笔者建议港府应从三方面著手。一是强制标准：在政府采购的车辆、应急装备、基建传感器中，明确加入支持北斗的技术要求，以公共需求拉动市场供给。二是应用示范：利用香港的场景优势，引入或扶持基于北斗的地图应用进行本地化开发，让市民亲身体验“绿波导航”般的精准服务；在郊野公园推广具北斗短报文功能的应急设备；在海事、港口管理上引入北斗高精度定位，并将成功经验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三是公众教育，让市民认识到时空安全的概念，打破“西方技术等于先进”的迷思——高德地图在台湾的逆袭，已是最好的教材。

香港一直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为傲。当洋紫荆图案出现在神舟任务标识上，我们期待港人航天员遨游太空的壮举，这是“一国两制”下香港贡献国家科技事业的生动写照。但在为“上天”欢呼的同时，我们更需要补上“落地”这一课。笔者认为，从Google Maps到高德地图，从GPS到北斗，不仅是讯号和应用的切换，而是这座城市从被动的技术消费者，转向为主动的“数字命运”掌握者的关键一步。一个真正融入和服务国家的香港，应当既能仰望星空，更能脚踏实地——让北斗的光芒不仅照耀太空中的港人航天员，也守护这片土地上每一位市民的安全与未来。

（本文作者为香港再出发共同发起人、香港菁英会副主席、阳江市政协委员、河南省青联港区常委 高松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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