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4月6日电 (记者 张明臻)在香港一些街道上,常能看到五颜六色的模块化迷你小店铺。在这些小盒子里,有清晨就出摊卖水果的六七十岁老夫妻、有中午才来开门卖衣服的中年阿姨、也有下午才来开铺修电器的爷爷、还有临近夜晚放著老CD音乐慢慢收摊的大哥。
疫后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小摊经济再被提出
疫后人们消费模式改变,香港加大力度发展旅游经济,当中,“小摊经济”再被提出;所涉及问题除了经济外,也关乎城市文化。
不少人认为,香港城市规划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城市化和烟火气的结合。当你走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可能再多走一个路口,就是规划有序的小摊街市。
九龙人流畅旺的“翻新版”庙街、女人街;港岛长达160多年历史的嘉咸街市、利源东街和西街等,这些秩序有素的小摊贩整齐排列在香港城市的街头巷尾。
记者穿梭在这些小摊档中,观察到摊主基本都是50岁以上长者,70岁更是不少。湾仔的机利臣街,卖花、卖衣服、卖水果的小摊种类齐全。
当中,永诚水电凌师傅对香港中通社、香港新闻网记者介绍,自己1975年就开始摆摊,最早做修理电视机,现在主要修电器。他说生意能负担得起租金,但也没有之前那么好。政府每天早上10点都会来查牌,租下这个摊位每月2000港元,对他来说比较容易接受,很多门店铺疫情后都关门了,因为租金太贵。这个固定摊档牌照是政府的,现在没的买,牌也越来越少。
“限量版小摊经济”是真限制数量
之所以说香港是“限量版”小摊经济,是因为真的限制数量。社会对小贩和小贩摆卖活动的意见不一,部分意见认为流动小贩于街头摆卖可为市民带来便利,并具备本土特色;但有不少则认为街头摆卖活动容易造成阻塞、环境滋扰、甚或衞生风险。
香港前巿政局自1970年代初起,在一般情况下已不再签发新的小贩牌照。2009年初落实小贩发牌政策检讨后,至2012年4月期间,完成签发61个新的流动(冰冻甜点)和218个新的固定摊位(其他类别)小贩牌照。
翻查2010年文件,固定摊位小贩牌照每年1980港元;流动小贩牌照方面,流动车每年收18480港元、冰冻甜点每年2100港元、其他类别为980港元等。
随后,政府在2019年及2022年,合共推出540个空置固定小贩摊位以供申请,至今已签发523个新的固定小贩牌照。目前,香港共有4885个持牌固定小贩,流动小贩有244人。
固定牌照可以继承或转让,流动牌照则不可以。相对于固定摊位,可以见到流动摊位是少之又少。
大家最常见的是卖红薯、板栗、鹌鹑蛋的一对老夫妻在铜锣湾一带游走,一个红薯要50港元左右,不少人推测他们年收入要过百万;东涌也有一个大爷,请了两名员工,一人负责烤红薯,一人负责炒栗子,自己则坐在后面抖脚看报纸。
但也有打擦边球的情况。在湾仔街市附近的街道上,一个75岁的爷爷坐在0.5立方米左右的工具箱旁,主要负责修手表。他对记者说,自己没有牌照,但也没有警员来驱赶他。他认为是因为他不是售卖食品,如果是食品可能就会更严格一些。
在街市卖衣服的朱阿姨说,自己的衣服和一些手工艺品都是从内地或淘宝上进的,价格便宜质量也说得过去,很受居民区师奶的欢迎。她提到,在香港愿意做小摊的还是年长人居多,但她了解到有年轻人会选择去深圳摆摊。
截至去年底数据显示,逾七成固定小贩都年过60岁,达3565人;流动小贩近九成都是60岁以上。
凌师傅对记者提到,自己的铁皮架是特地去深圳定做只要几千块,要是在香港做就要一两万;说著他举起自己的挎包,说在香港实体店买要110港元,网上买60港元,但在深圳就只要20、30人民币,说著就摇摇头,觉得香港的实体经济也是很难做的。但他已经很满足,受惠于政府的医疗和社会福利制度,自己70多岁还能跑出来做事,头发还没白,还可以自力更生。
随著要发展旅游业,政府也重视起“小摊经济”能起到的作用;包括庙街的翻新、偶尔在维港边开展限时小摊活动等。
但过去几年,政府平均每年收到约200宗有关持牌流动小贩的投诉。因此,安排合资格的小贩迁入新建的公众街市、减少街上的非法贩卖活动、以执法尽量减低小贩在街头所造成的滋扰,是政府平衡小贩经济的主要目标和措施。
政府去年底最新风向看似无意调整小贩发牌制度,认为现时已有既定机制,在平衡各方需要及符合政策目标下,相信足够吸引旅客。
小贩摊主认为香港是否需要小摊经济?
凌先生说,“什么经济都需要,但现在整体经济都一般,流动摊位多起来,门店铺肯定就没那么好做。”
修手表的75岁爷爷说,“自己这个年龄已经不想申请牌照了,没有必要,相信政府会根据社会情况决定。”
朱阿姨说,“感觉没那么多人想做小摊,可能自己这一辈人做完或许就没什么小摊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