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4月6日电　（记者 张明臻）在香港一些街道上，常能看到五颜六色的模块化迷你小店铺。在这些小盒子里，有清晨就出摊卖水果的六七十岁老夫妻、有中午才来开门卖衣服的中年阿姨、也有下午才来开铺修电器的爷爷、还有临近夜晚放著老CD音乐慢慢收摊的大哥。

疫后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小摊经济再被提出

疫后人们消费模式改变，香港加大力度发展旅游经济，当中，“小摊经济”再被提出；所涉及问题除了经济外，也关乎城市文化。

不少人认为，香港城市规划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城市化和烟火气的结合。当你走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可能再多走一个路口，就是规划有序的小摊街市。

九龙人流畅旺的“翻新版”庙街、女人街；港岛长达160多年历史的嘉咸街市、利源东街和西街等，这些秩序有素的小摊贩整齐排列在香港城市的街头巷尾。

记者穿梭在这些小摊档中，观察到摊主基本都是50岁以上长者，70岁更是不少。湾仔的机利臣街，卖花、卖衣服、卖水果的小摊种类齐全。

当中，永诚水电凌师傅对香港中通社、香港新闻网记者介绍，自己1975年就开始摆摊，最早做修理电视机，现在主要修电器。他说生意能负担得起租金，但也没有之前那么好。政府每天早上10点都会来查牌，租下这个摊位每月2000港元，对他来说比较容易接受，很多门店铺疫情后都关门了，因为租金太贵。这个固定摊档牌照是政府的，现在没的买，牌也越来越少。

“限量版小摊经济”是真限制数量

之所以说香港是“限量版”小摊经济，是因为真的限制数量。社会对小贩和小贩摆卖活动的意见不一，部分意见认为流动小贩于街头摆卖可为市民带来便利，并具备本土特色；但有不少则认为街头摆卖活动容易造成阻塞、环境滋扰、甚或衞生风险。

香港前巿政局自1970年代初起，在一般情况下已不再签发新的小贩牌照。2009年初落实小贩发牌政策检讨后，至2012年4月期间，完成签发61个新的流动（冰冻甜点）和218个新的固定摊位（其他类别）小贩牌照。

翻查2010年文件，固定摊位小贩牌照每年1980港元；流动小贩牌照方面，流动车每年收18480港元、冰冻甜点每年2100港元、其他类别为980港元等。

随后，政府在2019年及2022年，合共推出540个空置固定小贩摊位以供申请，至今已签发523个新的固定小贩牌照。目前，香港共有4885个持牌固定小贩，流动小贩有244人。

固定牌照可以继承或转让，流动牌照则不可以。相对于固定摊位，可以见到流动摊位是少之又少。

大家最常见的是卖红薯、板栗、鹌鹑蛋的一对老夫妻在铜锣湾一带游走，一个红薯要50港元左右，不少人推测他们年收入要过百万；东涌也有一个大爷，请了两名员工，一人负责烤红薯，一人负责炒栗子，自己则坐在后面抖脚看报纸。

但也有打擦边球的情况。在湾仔街市附近的街道上，一个75岁的爷爷坐在0.5立方米左右的工具箱旁，主要负责修手表。他对记者说，自己没有牌照，但也没有警员来驱赶他。他认为是因为他不是售卖食品，如果是食品可能就会更严格一些。

在街市卖衣服的朱阿姨说，自己的衣服和一些手工艺品都是从内地或淘宝上进的，价格便宜质量也说得过去，很受居民区师奶的欢迎。她提到，在香港愿意做小摊的还是年长人居多，但她了解到有年轻人会选择去深圳摆摊。

截至去年底数据显示，逾七成固定小贩都年过60岁，达3565人；流动小贩近九成都是60岁以上。

凌师傅对记者提到，自己的铁皮架是特地去深圳定做只要几千块，要是在香港做就要一两万；说著他举起自己的挎包，说在香港实体店买要110港元，网上买60港元，但在深圳就只要20、30人民币，说著就摇摇头，觉得香港的实体经济也是很难做的。但他已经很满足，受惠于政府的医疗和社会福利制度，自己70多岁还能跑出来做事，头发还没白，还可以自力更生。

随著要发展旅游业，政府也重视起“小摊经济”能起到的作用；包括庙街的翻新、偶尔在维港边开展限时小摊活动等。

但过去几年，政府平均每年收到约200宗有关持牌流动小贩的投诉。因此，安排合资格的小贩迁入新建的公众街市、减少街上的非法贩卖活动、以执法尽量减低小贩在街头所造成的滋扰，是政府平衡小贩经济的主要目标和措施。

政府去年底最新风向看似无意调整小贩发牌制度，认为现时已有既定机制，在平衡各方需要及符合政策目标下，相信足够吸引旅客。

小贩摊主认为香港是否需要小摊经济？

凌先生说，“什么经济都需要，但现在整体经济都一般，流动摊位多起来，门店铺肯定就没那么好做。”

修手表的75岁爷爷说，“自己这个年龄已经不想申请牌照了，没有必要，相信政府会根据社会情况决定。”

朱阿姨说，“感觉没那么多人想做小摊，可能自己这一辈人做完或许就没什么小摊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