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印度对华政策出现明显而微妙的转变。3月26日,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新德里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与中国之间仍存在不少问题,但双方应确保“分歧不演变为争端,竞争不升级为冲突”。苏杰生强调,竞争不意味著对抗,印度对中印关系的未来走向保持著清醒的认识,并主张以务实态度管控分歧。结合近期印方一系列类似的表态及动作来看,此番表述既反映了印度在面对中国时更加理性务实的外交姿态,也透露出印度希望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扩大自身战略空间的深层考量。
在苏杰生作出这一表态的前一天,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据印度外交部报导,此次会议气氛积极且富有建设性,双方均展现出致力于边境局势缓和与稳定的意愿。近半年来,中印关系从2020年边境事件后的长时间紧张开始逐渐回暖,双方持续表达出重建互信、推动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在近期的一次访谈中公开表示,尽管两国关系曾因边界事件一度紧张,但自2023年中印领导人峰会以来,两国边境地区已逐步恢复正常状态。莫迪强调,印度愿意与中国保持“健康的竞争”,印中合作对全球稳定与繁荣意义重大。
印度总理莫迪 图源:新华社
这些积极的言论和行动并非偶然。事实上,印度对华关系在当前阶段出现这种转向,主要是源于国际环境和印度内部形势的双重驱动。在国际层面,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尽管印美安全、技术合作继续升温,但其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对印度提出了更多现实要求,尤其在经贸领域,印度所期待的美方关键技术转让、产业投资等承诺迟迟未兑现,特朗普政府反而频繁批评印度的关税壁垒,甚至威胁采取对等关税措施。在这种压力下,印度试图透过与中国展开务实对话,创造一种微妙的“战略平衡”,借以提升自己在对美谈判中的筹码,摆脱完全受制於单一大国的被动局面。
与此同时,美国战略重心的逐步转移也为印度调整区域外交战略创造了新的契机。近年来,美国在中东、南亚等地区的战略收缩,客观上放大了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安全角色,也迫使印度必须更加主动地承担区域事务。今年以来,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打破了此前对塔利班政权的冷处理,开始与其展开谨慎的高层接触,同时持续加强对马尔代夫、孟加拉国等邻国的影响力。这种积极的周边布局,实际上也驱动了印度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展现出更为灵活的态度,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博弈中占据主动。
经济因素同样不容忽视。过去几年,莫迪政府大力推动“印度制造”战略,但现实的成果却远未达到预期。印度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不仅未实现增长,反而进一步下滑,原本希望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的目标始终难以实现。2024年,中印贸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但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也达到1024.84亿美元,其中电子产品、医药原料、光伏组件等关键领域的对华依赖进一步加深。此外,印度在人工智慧、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关键技术领域与中国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这些因素都促使印度不得不务实考虑如何与中国在经济领域展开有限合作,以缓解自身发展的焦虑与瓶颈,为其产业转型升级争取更多的战略空间。
尽管印方近期释放了不少积极信号,但印度的缓和姿态更多体现为战术层面的调整,而非战略方向的转变。从本质上讲,印度对中国的基本定位并未发生改变,双方之间的核心竞争仍然广泛存在,且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解决。印度在安全领域的政策也没有出现明显松动,尤其是在北部边境地区,印方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和兵力部署仍在稳步推进。此外,印度依旧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美日澳等国协调遏华姿态的步伐并未停止。这表明,印度外交姿态上的缓和是为了确保自身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主动权,而非中印关系性质上的彻底改变。
从更深层次看,印度当前的外交策略体现出更加明显的“机会主义”特征,即希望透过短期的务实接触、战略上的灵活调整,扩大自身的政策空间和外交影响力。但长期来看,这种机会主义式的外交仍存在风险,如果印度未能准确评估自身在大国之间斡旋的能力与限度,可能在战略平衡与对冲过程中陷入更为被动的境地。
对于印度近期释放的缓和信号,中方固然应积极回应,推动双方在经贸、文化、人文交流等领域实现一定程度的合作与互动。但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印度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避免对短期姿态调整的过度乐观,谨慎把握双边关系发展过程中的机遇与风险。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刘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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