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网帖煽动对高考考生性骚扰
【日本网帖煽动对高考考生性骚扰】1月17日,日本大学入学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然而,在紧张的学术氛围之外,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舆论危机已持续发酵数日。社交媒体上“狙击高考生”的煽动性言论,迫使日本当局史无前例地调动大量警力,将考场周边的公共交通系统变成了严防死守的“战场”。在这场针对年轻人的集体恶意背后,不仅是犯罪行为的预谋,更折射出一个社会深层的文化痼疾。日本《每日新闻》1月16日披露,网络上充斥着将高考日标榜为性骚扰“绝佳时机”的帖子。发帖人精准地抓住了考生群体的普遍心理: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们,将准时视为不容有失的铁律,对于任何可能耽误考试流程的意外事件,都可能选择隐忍。更具体的网络截图显示,有人将这种针对特定群体的骚扰行为命名为“狙击高考生”,甚至有人狂妄地宣称“应考日就是猥亵犯们的节日”。这番言论迅速在考生群体中引发恐慌,也终于惊动了日本政府高层。1月9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松本洋平在新闻发布会上严肃表示,这类煽动性帖子“不可接受”,并公开呼吁人们停止发布此类内容。面对汹涌的舆论和潜在的社会危机,日本警方迅速做出了高规格回应。东京警视厅采取了果断行动,一方面警告发帖人并责令社交媒体平台删除相关内容,另一方面宣布将采取措施严惩此类犯罪行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警力部署。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坂井学在1月14日的发布会上宣布,计划在1月17日至18日考试期间,向全国范围的车站、主要交通干线等地派出约4600名警察,警力部署规模较去年大幅增加40%。东京警视厅更是将1月13日至18日定为打击性骚扰的“强化周”。铁路运营部门也全面配合,在车厢和站台播放警告广播,并张贴“猥亵和偷窥是犯罪行为”的醒目海报。
为何针对高考生的骚扰言论会在日本滋生?这必须置于其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痴汉”(即猥亵骚扰)问题背景下审视。这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负面标签,以至于英国、加拿大政府都曾特别提醒本国公民,在日本乘坐拥挤电车时可能遭遇不当身体接触。
“痴汉”问题在日本的严重性有其结构性原因。日本刑法对此类行为的惩罚相对宽容,除非情节特别严重,否则通常不被视为刑事犯罪,而只是违反地方条例处以罚款。这种惩戒力度的不足,无形中弱化了犯罪的成本。
更重要的是文化因素。日本社会普遍存在一种“耻感文化”,受害者常常因遭遇骚扰而感到羞愧,进而选择沉默。对于高中生等年轻受害者,这种心理压力与对突发情况的恐惧交织,更容易让他们不知所措,不敢当场反抗或声张。社交媒体上的煽动者,正是精准地利用了这种社会氛围与受害者的双重脆弱性。
煽动者的逻辑之所以恶毒,是因为它基于一个残酷的现实考量。日本的考试制度规定,学生必须到指定区域的陌生考场应试,大量考生需依赖公共交通。一旦在车上遭遇骚扰,如果想举报,受害者必须拖着骚扰者在最近的车站下车,向站务员求助并等待警察处理,随后还需前往警局完成笔录、现场模拟等一整套繁琐流程。一套流程走完,考试基本就错过了。
在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前,是捍卫个人尊严,还是确保考试机会?这成了一个让年轻学生痛苦万分的抉择。发帖者正是试图利用这种“不想耽误考试”的心理,预设受害者会选择放弃追究。
为了打破这一困境,日本官方和媒体也在考试制度上作出了应急调整。有报道称,考场将为因报案而迟到的考生提供补救措施,比如推迟考试时间,或安排在1月25日至26日的补考。
日本内阁府性别平等局也提前行动,早在1月10日就在其官方社交账号上呼吁警方和民众共同抵制“狙击高考生”的犯罪行为。文部科学省下属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甚至在其网站上发布建议,提醒考生:由于穿校服的学生更容易被认出是考生并成为目标,因此“可以穿便服”参加考试。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一个全新现象。事实上,据媒体提及,每年考试临近时,日本网络上都会出现大量类似煽动性内容。有报道也佐证,往年高考前,社交媒体上就出现过涉及“痴汉挑战”的言论,而当警方找到当事人时,他们往往辩称“只是开玩笑而已”。
日本社会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在2017年,东京警视厅就曾在JR池袋站举办过“消灭痴汉”的宣传活动,参与者佩戴特制帽子,高呼“痴汉是犯罪!绝对不能原谅!”的口号。
然而,短期活动与惩罚措施的威慑力,似乎难以撼动更深层的社会顽疾。四川省疾控中心的一篇分析文章尖锐指出,许多“痴汉”行为可能与一种名为“摩擦障碍”的心理疾病相关,而日本社会目前几乎缺乏专门治疗此症的专家或机构。文章认为,仅靠惩罚无法根治,必须引入心理治疗机制,并整体提升社会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认知。
每年1月,日本樱花未开的季节,一群年轻人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走进考场,却不得不在出发前,因社交媒体上弥漫的恶意而担忧人身安全。政府调动数千警力,铁路公司循环播放警告,学生们被建议脱下标志性的校服——这些看似有力的应对,实则是整个社会对一种根深蒂固痼疾的被动防御。
从法律惩戒的轻微,到耻感文化的束缚,再到心理干预机制的缺位,一系列因素共同构成了“痴汉”行为滋生的温床。而针对高考生的恶意煽动,则是这种社会病灶在特定时间点的一次集中爆发与极端异化。它让我们看到,当一种犯罪行为被部分人默许、甚至被扭曲文化所淡化时,它将变得何等肆无忌惮,最终将毒手伸向一个社会中最承载希望的群体。真正需要接受“大考”的,或许不是考场里的学生,而是考场外那个亟待从文化深处进行反思与革新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