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5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所有商品加征10%关税。这一消息引发热议，因为就在竞选期间，他曾强硬放话要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60%的关税。而如今，从“极限高压”到“适度加征”，关税政策的这一重大转变究竟意欲何为？

特朗普 中通社资料图片

关税成本92%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

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对中国商品加征60%关税的强硬表态，更多是出于政治宣传的考量，旨在吸引选民关注。他试图将中国商品塑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和制造业流失的“罪魁祸首”，以激发国内选民的情绪。然而，政策的实际执行却远比竞选言论复杂得多，需要综合考量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多重因素。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若对中国商品加征20%-25%的关税，美国本土外贸进口企业和普通消费者将承担高达92%的关税成本，而中国对美出口企业仅承担8%。即便按10%的关税加征，美国玩具、家具、电器、服装、旅行用品等商品价格仍将显著上涨，全美消费者损失预计高达780亿美元。表面上，关税措施针对的是中国出口企业，但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却是美国本土进口企业和消费者。企业需承担因关税导致的高额成本，随后再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不仅令普通民众“苦不堪言”，还可能引发失业问题和经济动荡。

在此背景下，60%的关税提议显然过于激进，实施后或将导致经济混乱并招致中方的强烈报复，最终损害美国自身利益。将关税调整至10%，则成为一种更符合现实的选择：既避免对国内经济造成过度冲击，又能延续特朗普“强硬对华”的政治形象，满足选民期待的同时，最大程度维护美国的经济稳定。

体现特朗普“极限施压”策略

与拜登总统相对温和的政策风格不同，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更显果断且出其不意。他惯用“极限施压”策略，将初始要价设得极高（如竞选时承诺的对中国商品征收60%关税），而在实际执行中调整至相对“合理”的10%。这种看似矛盾的政策背后，隐藏著多重目的和深刻的政治算计。

一方面，强硬的姿态为特朗普在贸易谈判中争取了更大的回旋空间，向中方施加压力，试图迫使其在贸易问题上作出让步；另一方面，这种策略也为美国在国际上赢得更多话语权，通过展示强硬立场巩固其贸易谈判主导地位。同时，特朗普的调整更体现了他对政治与经济现实的精妙权衡：既要兑现竞选承诺，迎合选民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又需避免激进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造成过度冲击。

从60%到10%的调整，彰显了特朗普政策的灵活性与策略性。高调的威胁意在营造政治强硬的形象，实际行动却保留空间，以尽可能减少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这种“威胁大于实际”的操作手法，更多出于政治考量，而非经济实际，是特朗普式施压艺术的经典体现。

芬太尼指控是典型“甩锅”做法

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加收10%关税，并将其理由归咎于中国未能有效阻止芬太尼类药物流入美国，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甩锅”策略，掩盖了美国自身毒品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美国的毒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阿片类药物的滥用。这些药物最初由医生开具用于止痛，但由于其强烈的成瘾性，许多患者逐渐从合法药物使用转向滥用，最终形成了严重的毒品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医药公司与药监部门之间的利益勾结，他们为了追求利润，推动药物的过度处方和市场泛滥，导致民众深受其害。

从60%到10%的关税调整，反映了特朗普政策的弹性与政治目的。一方面，他通过关税维持了对华的“强硬”形象，并将药物问题归咎于中国，以迎合选民情绪；另一方面，他在经济层面避免了更高关税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从而实现了国内政治目标和经济稳定之间的权衡。这种调整表明，特朗普的政策更多基于政治考量而非经济实际，主要目的是通过“甩锅”与“施压”双管齐下，维护自身利益和提高支持率。

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另一动机是为了推动美国的产业回流。他希望通过越南、泰国等国生产的一些日用品来替代中国商品，但这一替代进程较为缓慢。这些国家生产的商品在价格和品质上尚未能与中国的产品匹敌，因此短期内替代效果有限。如果关税提高至60%，将把大量中国商品拒之门外，必然会对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冲击。这表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更像是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激进措施。

特朗普虽然公开宣称不愿发动军事冲突，但在实际操作中，他经常通过金融战、科技战等手段对中国施压。例如，通过加征关税和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特朗普试图削弱中国的经济与技术竞争力。除了为美国带来财政收入外，对中国加征关税还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示范效应，促使其他国家效仿，增加对中国的关税压力，从而进一步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地位。此外，部分国家和企业也开始切断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担心未来可能面临经济不确定风险，这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

    美国每年关税收入3000亿美元

根据高盛集团的预测，美国每年将因关税获得30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这无疑对特朗普政府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特朗普竞选时提出的60%关税更多是一种极限施压策略，旨在激发选民支持并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但在实际操作中，60%的关税过于激进，可能引发美国国内经济的严重后果，如大幅提高商品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并增加企业生产成本。而且，其他国家和企业可能也采取类似的关税措施，进一步引发全球性连锁反应，恶化国际贸易环境并损害全球经济稳定。因此，特朗普将关税从60%下调至10%，这一调整既能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又避免了过高关税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成功实现了经济与政治目标之间的平衡。

美国资本市场对关税变化极为敏感，若税率提高至60%，可能引发投资者恐慌和股市动荡。同时，从国际角度来看，这一提议极有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规定，进而招致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对。尽管特朗普政府对WTO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但其法律与外交影响仍不容忽视。相比之下，将关税下调至10%则是一种更加平衡的策略，既能够维持对中国的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可能产生的国际法律风险，并减少了对国内经济和美国多边关系的负面冲击。

特朗普对中国加征10%关税的决定，既是政治上的务实妥协，也是对经济现实的精细权衡。从竞选期间的极限施压到现实中的适度加征，这一调整反映了特朗普在国内政治、经济稳定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多重考量。通过这一政策，特朗普不仅能够延续其“强硬对华”形象，满足选民的期望，同时也避免了过高关税可能对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随著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美国在关税政策上的调整或许将继续演绎著政治与经济博弈的精彩戏码，未来的走向仍值得关注。

（本文作者为国际政治学者青夕，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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