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高管将穿被老板性侵当天衣服出庭

　　【女高管将穿被老板性侵当天衣服出庭】2025年9月23日上午9时15分，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八里台第二法庭内，42岁的崔丽丽身着两年前被老板性侵当日的米色套裙与黑色高跟鞋，手持泛黄的酒店监控截图与232页证据材料，以最决绝的姿态走向审判席。“这身衣服曾承载屈辱，今天我要穿着它夺回正义！”她的声音穿透法庭，震碎了职场性侵案中“完美受害者”的枷锁。

　　时间倒回至2023年9月22日，时任天津某汽车零部件公司销售总监的崔丽丽，受公司实控人王某指派赴杭州出差。当晚商务宴请中，这位年薪百万的职场精英被王某以“拓展客户”为由劝酒至断片。次日清晨，她在王某的酒店房间醒来，赤身裸体，衣物散落满地，而隔壁房客录下的“不要”呼救声与酒店监控中王某醉酒后将她抱入房间的画面，成为撕开这场“职场权力强奸”的关键证据。

　　“他一边撕扯我的衣服，一边骂我‘装什么清高’。”崔丽丽在庭前陈述中哽咽道。更令她崩溃的是，王某事后反污她“主动勾引”，公司200余名员工在资本压力下集体沉默，甚至有股东私下劝她“为公司利益撤诉”。这场性侵不仅夺走了她的尊严，更将她推入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深渊——她开始频繁做噩梦，无法正常工作，体重暴增30斤，甚至出现流口水的药物副作用。

　　2024年4月，王某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但这仅是崔丽丽维权长征的第一步。当她因精神障碍无法工作时，公司却以“旷工”为由将其开除，并拒绝支付113万元停工留薪期工资及医疗费。这场劳动仲裁案，因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2024年12月出具的一份《认定工伤决定书》而改写历史——文件明确指出：“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

　　“这是中国首例将职场性侵致精神伤害纳入工伤认定的案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分析称，该判决突破了传统工伤认定中“物理伤害”的局限，确立了“职场权力不对等导致性侵”的司法逻辑。公司方曾以“性侵属私人纠纷”“醉酒免责”等理由抗辩，却被法庭驳回：“刑事判决书已明确伤害源于王某的犯罪行为，与醉酒无关；公司开除员工的行为，是对《工伤保险条例》的公然践踏。”

　　在这场持续两年的维权战中，崔丽丽的丈夫李强成为她最坚实的后盾。从报警时彻夜调取监控，到陪她往返杭州六次取证；从拒绝公司提出的“200万现金+北京房产”私了方案，到在法庭外为妻子挡住记者镜头，这个普通男人用行动诠释了“责任”二字的重量。

　　“有人说我该劝她离婚，说‘孩子遭霸凌你会遗弃吗’？”李强在庭前采访中红着眼眶反问。他透露，妻子因创伤后应激障碍长期分房睡，甚至不敢让他触碰：“她总说‘别碰我，脏’，但我知道，错的不是她。”这对夫妻的坚守，让网友集体破防——#丈夫的担当#话题阅读量突破5亿，无数人在评论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男人，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是‘你被推入深渊，我愿做你的绳’。”

　　崔丽丽选择穿着性侵当日衣物出庭，绝非偶然。社会学家指出，这一行为与2019年孟晚舟出庭时以“千颂伊同款高跟鞋”传递司法尊严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受害者主动将伤痕转化为武器，便打破了‘性侵是隐私’的沉默文化。”法庭上，她展示的衣物破损照片与酒店监控截图形成强烈对比——前者是暴力的物证，后者是权力的监控，共同指向一个真相：职场性侵从不是“你情我愿”，而是权力对个体的碾压。

　　“法袍象征法官的独立，而受害者的‘耻辱衣’则象征对司法公正的呼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芳解读称，崔丽丽的举动与中世纪法官穿长袍以示“对良心和上帝负责”的传统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当她穿着这身衣服走过法庭通道，实际上是在完成一场从‘受害者’到‘抗争者’的仪式性蜕变。”

　　这起案件引发的震荡，远超法律范畴。网友留言：“我曾因陪客户喝酒被骚扰，却因‘没反抗到底’而自责，崔姐让我知道，醉酒不是同意，沉默不是懦弱！”法律博主则尖锐指出：“当我们在讨论‘她为什么穿短裙’‘她为什么喝酒’时，施暴者早已在制定下一场犯罪计划。”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推动了企业职场保护机制的变革。据悉，天津已有37家企业修订《反性骚扰条例》，明确“商务宴请禁止劝酒”“出差需双人同行”等条款。而崔丽丽在庭前发布的视频中，目光坚定：“我想告诉所有职场女性，遭遇侵害不是耻辱，沉默才会让施暴者更猖狂。”

　　此刻，法庭外，数百名女性自发举起“拒绝职场性侵”“支持崔丽丽”的标语。她们中，有穿职业套装的白领，有裹着头巾的工人，甚至有拄着拐杖的老人——但无一例外，她们的眼神都燃烧着同样的火焰：那是对正义的渴望，对暴力的反抗，更是对每一个“崔丽丽”说“我与你同在”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