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周三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2025年施政报告后，坊间热议不断。其中，“部门首长责任制”成为热点中的热点。

李家超指出，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目标有三：一是将司局长的政治问责与公务员的行政问责更好衔接；二是推动部门首长建立管理与运作系统，提升部门效能；三是当部门出现问题时，须查找不足和责任，予以改善。李家超在解读这一措施时形容，新制犹如军事上“将军管好士兵”；他认为此举有助于激励广大公务员的士气。

截至2024年底，本港共有约17.3万名公务员，其中约1400人属首长级公务员，主要出任署长/处长，级别介于第4至6级之间，月薪约25.7万至29.6万元。在政府的架构中，作为政治问责官员的司局长，主要负责政策制订；署长/处长主要负责政策执行，肩负著承上启下、推进落实的重任，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也是提升行政效能的关键所在。

李家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部门首长责任制其实一向存在，只是以往没有系统化、制度化。部门首长责任制就是推动部门首长更有效管理，是进取型的改革方案。”

《施政报告》公布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向全体公务员发信，呼吁公务员团结一致，全力支持和配合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施政，进一步巩固香港的竞争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这表明，政府听到了市民呼声和诉求，“刀口向内”求变革，无论会遇到什么阻力，无论目标最终会达到几成，无论有哪些美中不足，改革决心和方向都是值得肯定的。

宋代诗人张之才所作的《去任辞汤庙》写到：“一官来此四经春，不愧苍天不愧民。神道有灵应信我，去时犹似到时贫。”表达了诗人对任职期间的自我反省与坚守原则的态度，展现了恪尽职守、一心为民的理念。

公职人员以服务市民为天职，责无旁贷、任重道远，市民越满意，社会越和谐稳定繁荣。因而，一官来此必须守土尽责，公务人员理当以肩载道。

补齐考核短板待遇匹配

香港公务员以廉洁、高效、专业著称，深为本港社会所肯定。本港的公务员体系源自英国文官制度，曾被视为管治精英；然而，在科技创新迅猛发展的今天，以前由人来完成的许多程序性工作，完全可以由AI替代，公务员则需要统筹驾驭能力和非凡的魄力。公务员按部就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和行为模式已经不合时宜。

随著基本法确立的“行政主导”原则落到实处，特区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大幅度转变，李家超就任后提出“打造有为政府”，意味著政府“主动改”，而不是“被动等”，更不是遇到麻烦“刻意躲”。

本届特区政府上任以来，针对公务员队伍已经采取了诸多改革，包括更新《公务员守则》、推出“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检视《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和《公务人员（纪律）规例》等。这些举措展现了良好效果，最获市民认可的是“全政府动员”机制，在台风等重大灾害出现时，政府立即动员公务员组成应急队伍处理事故，处置速度比之过往提高了很多倍。

人世间千行百业，不计其数，“付出”与“回报”成正比，“舍”与“得”皆平衡，这是规律。在公务员这个职业当中，级别越高，肩负的责任越大，薪资待遇越好，考核要求也理当更加严格。

依此观察分析，针对司局长的政治问责制度有了，针对所有公务员的考核制度趋于完善了，但针对首长级公务员这个重要群体的考核力度与其肩负的责任尚不匹配，系统化、制度化管理存在缺失。革故鼎新，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正是著眼于“补短板”。

提升执行力促攻克难关

香港特区政府兼具两个重要功能：一是决策，二是执行。由于过往很长时间人们习惯于政府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不需要干很多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因此，决策四平八稳，执行按部就班。无论外部环境如何突变，无论内部有多少待解的难题，无论科技发展如何迅猛，政府总是以“积极不干预”为由，不紧不慢，按固有的程序运转，几十年不变。

然而，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笔者作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经常深入基层调研。笔者发现，三年多来，在行政长官的带领下，司局长“靠前指挥”已经成为常态。以民政及青年局为例，麦美娟局长随时带领一众同事到社区与市民沟通，许多社区的居民都和她非常熟悉，有的市民“越级沟通”，直接找她反映诉求。以文旅局为例，为把“香港无处不旅游”的理念落到实处，局长罗淑佩走遍大街小巷、遍访文化遗迹、勘察离岛状况，对历史文化和生态旅游资源了如指掌。再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为例，丘应桦局长经常外访，开拓东南亚、中东市场，他常常冲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

谋定后动，运筹帷幄。决策团队冲在一线，若执行团队不紧不慢，显然不合理、不协调、不合拍，影响整个政府团队的战斗力。

古人云：“事成于密而败于泄”，道尽了古今多少成败兴亡的玄机。密者，非仅指秘密，更是一种专注、蓄势的状态；泄者，亦非单指泄露，实乃精神涣散、意志松懈之谓。

决策和执行都重要，决策正确，执行有力，二者衔接紧密，则事必成；二者有衔接松散，则事难成。

眼下，政府推动的一些工作遇到了“硬骨头”，已经到非啃下来不可的时候了！比如，北部都会区开发建设速度不及预期，李家超多次表示“心急如焚”，他于上周三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达了这种心情。

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将成立“北都发展委员会”，由他亲自主持，下设“发展及营运模式设计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规划及发展工作组”三个小组，均由司长或副司长任组长，同时，将简化行政流程，订立“加快发展北都”专属法例。

这表明，李家超及特区政府下决心要大干一场，时不我待、争分夺秒，推进北都区建设尽快破局。北都区仅是一例，需要啃下的“硬骨头”还有很多，在这种情形下，提升部门的执行力是当务之急，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是必然选择。

问责力度越大尽责动力愈强

对于“部门首长责任制”，许多人关注的重点是调查机制。据了解，调查机制分为两级，第一级属一般性质，由部门首长负责调查处理；第二级属严重性质，涉及系统性问题或可能涉及部门首长自身时，则由独立于政府系统的调查小组进行调查，调查小组通过扩大“公务员叙用委员会”职能成立。

李家超表示，“公务员叙用委员会”日后扩大职能，将涵盖调查部份，并可邀请专家或与被调查部门无关连的政府人员参与调查，既可确保有关调查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亦可确保调查效率。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表示，将在明年上半年完成法律草拟工作，赋予日后负责调查的公务员叙用委员会权力，职能包括向所有公务员索取资料，阅览所有相关文件，局方希望委员会的调查工作能做到全面彻底，涵盖所有相关人士。

根据调查结果，相关人员可能面临警告、谴责、不获增薪、降级、扣薪、勒令退休以至革职等后果。对此，有高级公务员已感受到“压力”，更有人以“人心惶惶”来形容。

其实，公务员倍感压力，正是市民的福音。公仆的职责是服务市民，若服务不好，当然应该问责了，这个道理并不深奥。香港公务员应进一步打破“政治中立”的迷思，摈弃“铁帽子”“铁饭碗”的观念。

不妨看看内地，每当出现重大事故，往往是从上到下几十人受到处理，涵盖党纪、政纪、移送司法机关等多种处理方式，事事有人负责，人人有责在肩。现在看来，香港公务员队伍的问责力度也开始严厉起来。

人天生有惰性，问责力度越大，尽责动力愈强。强化行政问责，不仅是现实需要，也是符合人性的管理制度。

再看“部门首长责任制”，还有重要一点，制度的实施，可以避免问责简单化、问责粗线条甚至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的现象，既未雨绸缪，又防微杜渐。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5周年论坛上的致辞中指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都离不开高效能治理。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香港发展需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进一步坚持行政主导，解放思想，革新管治理念，增强治理效能，在改革中打开发展新局面。”

夏主任深刻阐明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与“高效能治理”的逻辑关系，这也正是李家超以“部门首长责任制”促衔接、提效能、强问责的最大底气，相信部门首长和广大公务员都会理解并支持这项改革，香港社会各界和市民更应支持这项改革，因为，这是香港治理的“必答题”。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本文是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媒体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