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共谋性侵11岁女童 其中一人13岁

　　【两人共谋性侵11岁女童 其中一人13岁】2024年2月24日，江苏某地。24岁的孔某翔（无业）与13周岁的高某某（辍学）共谋，把11岁的李某某诱骗至宾馆，用灌酒游戏把她灌到失去意识，二人先后实施性侵。当晚父母寻到宾馆报案，两人被带走调查。因为深度醉酒的孩子只指认了高某某，警方只查高某某，随后以“案发时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为由不予立案；现场遗留的避孕套等关键物证没固定，在场成年人没查。转机来自父亲。2024年3月11日，他向区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检察机关把镜头调转，盯住“在场的另一个人”，查出三件事：孔某翔行为明显异常；两人第一次笔录在开房、拿酒、到场顺序上互相打架，第二次却细节高度一致，不符合记忆规律，是串供；公安机关确认了性侵事实却漏了关键证据。 3月18日，检察院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并建议提取孔某翔生物检材比对。结果在被害人胸部擦拭物中检出他的DNA，二人随后供述共谋灌酒、实施强奸及多次串供的全部事实。3月21日立案；深挖又查出孔某翔曾对另一名幼女两次猥亵、一次强奸未遂，并案侦查。 同年12月25日，法院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高某某因未达刑责年龄，被送入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

　　11岁。被“游戏”灌到失去意识，醒来时连谁伤害过自己都说不全。她要一遍遍复述、接受检查、面对“你为什么没指认另一个”的追问；父母找到宾馆那一夜，大概会把“没早点接她回家”反复咀嚼很多年。十六年刑期能丈量孔某翔的罪，却丈量不了她往后每次听到“喝酒”“宾馆”时的僵住。更别提还有另一名幼女，也被卷进同一个人的案卷里。

　　法律会给案子画句号，生活不会。判决书写得下罪名，写不下一个孩子重新学会安心睡觉要花多久。

　　骂一句“简直是畜生”，是正常人看完案卷的第一反应，一点都不夸张。最阴毒的甚至不只是施暴，是算计。最高检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结伙作案时，成年人往往利用孩子社会阅历浅、易被操控，裹挟、指使其参与，事后把罪责转嫁给未达刑责年龄的未成年人，自己金蝉脱壳。 换句话说，13岁的高某某在孔某翔眼里不只是同伙，更是一面“刑事挡箭牌”。开房、带酒、提议游戏、事后串供，每一步都冷静得可怕；若非检察官多问了一句“那个成年人在干什么”，这套设计几乎就成功了。

　　畜生二字，骂的是恶，也是那种把孩子当工具、把法律当漏洞的精明。骂完得接着问：他凭什么差点成功？

　　孔某翔这边并不复杂：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利用被害人醉酒不知反抗属于强奸的“其他手段”；另涉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十六年。真正让公众卡住的是高某某。

　　我国刑法把刑责年龄切成三段：已满16周岁全面负责；已满14不满16周岁，对强奸等八类重罪负责；已满12不满14周岁，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并经最高检核准追诉，才负刑责。 强奸不在这条核准追诉通道的列举范围内。所以13周岁的高某某不能进入刑事程序，只能依第十七条第五款：责令监护人管教，必要时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2026年7月最高检、公安部出台的核准追诉新规，细化了“情节恶劣”的判断、共同犯罪中分别判断各参与人地位作用，以及不予核准后可建议送专门矫治场所，但它是程序规范，并未改动刑法明列的罪名范围。

　　另一条线同样关键：本案能翻过来，靠的是立案监督。“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明确，检察院认为应立案而不立案的，应要求公安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即通知立案。 最高检给本案写的典型意义也很直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对现场所有在场人员、特别是“在场成年人”，必须全面审查；证据要言词、实物、电子、医疗全链条固定。

　　先纠一个词：严格说，高某某没有“判决”，因为压根没进刑事审判；他是被送入专门学校矫治教育。这个措辞本身，就是舆论憋屈的起点。

　　不满大致叠了三层。第一层是对照感：共谋灌酒、先后实施，一个十六年，一个“去上学”，放在同一行字里，谁读都喘不上气。第二层是看不见：专门学校是教育矫治而非刑罚，入校评估、期限、闭环管理、结业回访、矫治成效，公众几乎看不到后续，很容易被读成“换个地方读书”。澎湃当年的追问至今有效——送进去之后怎么办？ 全国专门学校数量本就有限，具备“专门场所+闭环管理”资质的只是部分。 第三层最扎心：被害人11岁，加害者13岁，“保护未成年人”的天平看上去偏向了加害的那一个。

　　也得把话说平：合法，不等于让人感受到公正。官方与专家反复强调“年龄不是免罪金牌”“不能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专门矫治教育是在闭环场所内限制人身自由、进行矫治，不是放归社会。 可道理要落地成可查看的闭环，才接得住公众那句“我不服”。

　　翻同类案卷，几乎是同一道坎反复出现：

　　2024年2月，广东阳山13岁男孩性侵8岁女童，警方以不满14周岁不予立案，孩子一度返校上课，舆论发酵后联合工作组通报已送专门学校训诫教育；

　　2020年5月，陕西蓝田一名13岁女生在校内被4名未满14岁男生拖至男厕侵害，不予立案、涉事男生转学，相关话题阅读量超10亿次，“都是未成年人，为什么受保护的总是加害者”被顶上热评；

　　一条线是：极恶性暴力犯罪里，“低龄不是免罪金牌”已经被核准追诉打开； 另一条线是：低龄性侵仍卡在14岁门槛之外，只能交给矫治体系。本案之所以格外堵，正因为它同时踩在两条线的接缝上——成年人被严惩了，孩子的行为却几乎“无处安放”。

　　这类新闻下面，评论区几乎每次都长一个样。阳山案通报时，几条高赞原话是：“又是13岁……犯罪性质恶劣，但法律拿他们丝毫没办法”“这种包容只会让更多畜生肆无忌惮吧？”“受害者的权益谁来保护？” 这回最高检通报传开，吐槽又添了新角度：有人把“十六年”和“专门学校”并排一放，说“这对照看得人血压上来”；有人盯着最瘆人的细节——“成年人拿孩子当挡箭牌，比犯罪本身还阴”；也有人把火撒向链条上游：“谁给未成年人开的房？酒谁买的？五个小时没人问一句吗？”；还有一句被反复点赞的朴素逻辑：“我们愿意守法，前提是法律先护住该护的人。”

　　吐槽不全是法理讨论，更像一次集体憋闷的排气。但那句“谁开的房”，其实已经摸到了治理的门口。

　　背后警示：别让下一份笔录再漏掉那个成年人——给办案机关：幼女深度醉酒时“没指认”不等于“没发生”，举证能力弱正是这类案件的特点。在场成年人是否异常、是否积极参与、事后是否串供，要成为标准动作；避孕套、擦拭物、监控、入住记录、两份笔录的矛盾点，第一时间固定。立案监督不是挑刺，是防“用孩子顶罪”的第二道门。

　　给制度：成年人裹挟未成年人作案、转嫁罪责，已被最高检写进典型意义，就该从“个案敏锐”变成“全国动作”。 同时，专门矫治不能止于“送进去”：评估、期限、闭环、回访、成效要可查可追，被害人的心理、医疗、救助与赔偿进展也应持续披露，否则每次通报都像只说了半句话。

　　十六年是给孔某翔的。真正的句号，得由活着的人来写：那个11岁女孩能不能安心长大，以及下一个“在场的成年人”，会不会在第一份笔录里就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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