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工大研究生卖气球月入3千:不后悔
【哈工大研究生卖气球月入3千:不后悔】近日,一哈工大研究生回长沙从事卖气球、摄影等多项兼职,月入3000多元。不少网友迅速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唏嘘“读书无用”,一方怒斥“浪费国家资源”。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问一句: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在四十岁的年纪,站在街头卖气球?对此,他表示虽经历波折但不后悔,称这段经历是巨大的精神财富。——陶伟胜,1986年生,湖北黄冈人,2012年从哈工大硕士毕业后进入联发科做芯片研发,后来跳进互联网大厂写代码,收入一度可观。为了孩子的教育,他和同样是名校硕士的妻子从深圳迁回长沙,投入百万做软件开发。2025年,公司倒闭,积蓄耗尽,背上债务。此后他“用尽自己的谋生手段”:当地陪、接摄影剪辑单、修电脑,最后在朋友的邀请下开始摆摊卖气球。所有兼职加在一起,月入三四千元;妻子做托管阿姨,夫妻两人一个月六七千元,勉强撑起四口之家。面对镜头,陶伟胜说“不后悔”,并且明确反对“读书无用论”:“如果读一个好学校或者进一家好公司,就以为拿到了一张一辈子的长期饭票,这很不成熟。没有任何一家学校或任何一家公司能够保一个人一生。”这句话被很多人忽略了,因为它不够“爽”,也不够“惨”。它只是平静地陈述了一个事实:学历从来不等于终身雇佣合同,而一个背债的父亲选择站着挣钱,本身并不是什么需要被审判的堕落。
但舆论的惯性恰恰在这里:人们急于用他的处境去论证一个宏大命题,却看不见他本人。有人说“寒窗苦读最后不过摆摊”,有人回击“正是教育给了他坦然承担债务的体面”。两种说法看似对立,共享的却是同一个预设——哈工大硕士和气球摊之间,存在一条不该被跨越的“匹配线”。越过这条线往下走,就是辜负,就是浪费。可这条线是谁画的、画在哪里,从来没有人认真论证过。陶伟胜不是在“名校硕士”和“街头摊贩”之间做浪漫的自由选择;他是在创业失败、身负债务、两个孩子读小学的处境里,选了一个门槛最低、来钱最快、还能让自己站着的活法。这不是“选择”,是“应对”。
陶伟胜的困境当然有极强的个人偶然性,但它之所以能激起如此广泛的共振,是因为它撞上了一个远比个人运气更沉重的结构。2026年7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9%,而2025年12月这个数字是16.5%——青年失业率在短暂回落之后,依然在两位数的高位徘徊。2025届高校毕业生中,签正式单位的占52.3%,选择灵活就业的约216.8万人,占18.4%;如果把口径放宽,灵活就业的比例甚至被估算到35%左右。另一组数据同样刺眼:中青报2025年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64.9%的人在求职中遇到过歧视,其中“第一学历歧视”以52.1%的获选率排在首位。当产业结构转型让传统吸纳就业的行业收缩,当“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同时存在,当简历在“第一学历”那一栏就被筛掉,一个四十岁、背着债、离开了大厂平台的创业者,能握住的选项本来就比旁观者想象的要窄得多。陶伟胜不是“坠落”的样本,他是结构性挤压之下一个没有躺下的人。
网友的反应,像一面裂开的镜子。他的私信里每天都有人斥责他“浪费国家资源”“不思进取”,有人直接在评论里骂他“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另一头,支持的声音说“被裁之后还能笑着支摊,比找到一份体面工作难多了”。两种声音都带着真实的情绪:前者投射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学历—职业匹配”秩序感,后者认出的则是一个普通人在低谷里不肯松手的韧性。问题在于,当讨论被压缩成“读书有用还是无用”的二选一,真正值得被看见的东西就退到了背景里——创业失败后的债务压力,中年求职者面对的空窗期歧视,灵活就业者缺乏社保兜底的现实,以及一个父亲在孩子面前试图保住的那一点尊严。陶伟胜的校友没有责怪他,反而告诉他“大家不在乎所谓的面子,更在乎你对生活的态度”。这句来自同辈的理解,比成千上万条陌生人的审判,更接近这件事的本质。
官方并非没有动作。2026年初,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提出16条举措,包括实施民营企业促就业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支持高校毕业生在平台经济和创意经济领域灵活就业,以及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至少“1131”服务(1次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1次培训或见习机会)。方向是对的,但落到陶伟胜这样的人身上,政策的“颗粒度”还需要更细。一个四十岁、创业失败、以零散兼职为生的人,最需要的不是一场招聘会,而是灵活就业者的职业伤害保障、债务压力下的过渡性救助、以及不会因为“空窗期”就把简历扔进碎纸机的招聘文化。官方真正应该做的,不是在“读书有没有用”的舆论场里选边站,而是让一个愿意劳动的人,不至于因为选择了一份“不体面”的劳动,就被排除在安全网之外。
陶伟胜说,卖气球对他而言已经成了一个“自我心灵疗愈的过程”。这话听起来轻盈,背后却是沉甸甸的东西:一个曾经写代码、做芯片、开公司的人,在四十岁重新学习如何靠十块钱十块钱的收入活下去。他没有说读书没用,也没有说摆摊光荣,他只是拒绝把一次创业失败等同于人生的终审判决。一个社会对待“陶伟胜们”的方式,不取决于它能不能生产出更多哈工大硕士,而取决于当那个硕士站在街头卖气球的时候,围观的人能不能少一点“匹配线”的审判,多一点对劳动本身的诚实。毕竟,没有哪个行当能保一个人一辈子不失业,但一个社会至少可以做到,不让一个没有躺下的人,独自承担所有下坠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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