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教师承包校印刷厂被控贪污行贿罪

　　【退休教师承包校印刷厂被控贪污行贿罪】据公开报道，2025年11月27日，四川苍溪县法院对退休教师罗德根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其在2009年至2019年以厂长身份承包学校印刷厂期间，犯贪污罪、行贿罪，其中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行贿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0万元。罗德根不服，已提起上诉，案件进入二审阶段。二审的庭辩核心，落在"是否存在个人承包"这一件事上。

　　先把人和厂的来龙去脉捋清楚。1964年出生的罗德根曾是苍溪中学校的教师，2024年3月14日被苍溪县有关部门留置，同年9月11日因涉嫌贪污、行贿被移送县检察院起诉。他涉案的苍中印刷厂，是这所学校办的校办企业：1984年，苍溪中学校根据勤工俭学政策成立了集体所有制企业四川省苍溪县中学校办工厂，1985年5月更名为苍中印刷厂；1991年经县文教局审批，经济性质变更为全民所有制；2007年县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载明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2019年7月，印刷厂停业。

　　这所学校与校办厂之间的承包关系，其实由来已久。1995年12月30日，印刷厂第一任厂长与学校签订《校办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厂方依法享有经营决策权、定价权、销售权、采购权、投资决策权、劳动用工权、工资奖金分配权、人事管理权等。2000年3月，罗德根接任第二任厂长；2004年至2010年，学校与印刷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其中写明印刷厂由罗德根承包经营，校方不给印刷厂所属的4名正式职工发工资及一切津贴奖金。

　　与本案直接相关的，是2008年开始出现的一组合同。罗德根与侯某等3名校派正式工签订《全民职工聘用年度目标考核岗位责任合同书》，约定3人不再参与企业管理与决策，只要按质、按时、按量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即可获得相应报酬，不承担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风险、民事及刑事责任。2013年至2018年，学校与印刷厂另签协议，将350平方米的房产供厂方经营使用，厂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每年向校方缴纳管理费10万元。

　　争议的钱是怎么来的，一审的认定很具体。2019年印刷厂停业后，罗德根担任清算组组长，负责清理资产；经校领导审核，认定设备及耗材折价129.67万余元，这笔钱因他与学校存在争议而未交给校方，直到案发后家属才上交县纪委。此外，自2009年开始，他安排远房侄女担任出纳，先后以自己名义成立文印部、以侄女名义成立广告部，但均无具体经营业务，印刷厂的业务收入费用通过建立账外账的方式由侄女保管，多余的利润再转入他的个人账户。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鉴定，2009年至2019年间，他从印刷厂获取的利润为406.2万余元。

　　行贿这一项，事实认定相对单纯。罗德根给学校分管对外广告招标的负责人邓某送去5万元现金，此后在对方的帮助下顺利中标2019年至2024年的学校广告制作业务；2020年1月，又为感谢关照送给对方1万元，合计6万元。他对行贿罪没有异议，但辩称自己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只求工作顺利，且金额较小，请求免予刑事处罚。

　　真正的分歧在贪污罪上。罗德根称自己从2004年起就是个人承包，3名正式员工签了协议书，走的是民主程序，也向校长作了汇报；学校没有监管，他不认为自己构成贪污。辩护人的观点更进一步：在承包经营模式下，印刷厂的盈余不属于公共财产，因此不能成为贪污罪的对象。一审法院则认定，印刷厂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但罗德根并非个人承包，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法院不认可"个人承包"的三条理由，值得逐一看看。从形式上看，《目标管理责任书》里虽有"罗德根承包经营"等表述，但该责任书是格式文书，同时期学校其他下属企业都签过同类文书，相关证人称这些表述是为强化厂长责任意识，校方并无将印刷厂承包给其个人的意思表示。从程序上看，印刷厂享有自主经营权，但企业经营权并不包含将企业承包给厂长个人的权利；他上任初期虽曾自筹资金添置设备，但这些钱后来已用印刷厂的盈利归还，因此利润不属于他个人所有。从隐蔽性上看，他安排亲戚建立账外账，以隐秘方式侵吞、窃取公共财物。

　　一审还专门处理了外部因素。法院认为，学校对印刷厂疏于管理，与学校相关领导受贿有关，学校的监管疏漏及相关人员的失职应依纪依法处理，但这不能成为罗德根不构成犯罪的理由。这段话的分量在于，它把"学校也有问题"和"他是否构成犯罪"两件事分开评判，没有因为前者而减轻后者。最终法院认定的贪污数额是324.96万余元，认定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公共财物，数额巨大。

　　家属的异议，集中在费用的名目上。家属表示对一审判决不服并已提起上诉，理由是学校收取这些款项时写明是"承包费"，结果却认定罗德根贪污。他们提供的转账凭证显示，2004年至2013年，学校除2011年收取7万元外，其余每年收取8万元，备注均提及"承包款"；2015年开始每年收取10万元。款项收了多少、备注怎么写，与"是否个人承包"之间的关系，恰恰是双方争得最厉害的地方。

　　据参与庭审的知情人士介绍，二审中双方的争点很明确。公诉方并不否认学校与校企之间的承包关系，但不认可罗德根系个人承包企业，认为他签承包协议是代表印刷厂的职务行为，其却以个体承包者的名义侵吞了公共财产。辩护律师则认为，印刷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通过集体决策将企业整体转包给个人并不违法，其经营留利不属于公共财产，2009年至2019年的盈利具有合法性。两种说法几乎覆盖了同一组事实的全部可能解释。

　　这个问题为什么难判，不难理解。校办企业的产权性质在几十年里几经变更，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再到营业执照载明集体所有制；同一份《目标管理责任书》，既可以理解为校长责任制的延伸，也可以理解为承包授权；同一笔每年固定缴纳的款项，既可以叫管理费，也可以叫承包款。这些名目和文本在当年可能并不冲突，一旦进入刑事审判，每一点差别都会被放大成罪与非罪的分界。

　　"厂长负责制"与"个人承包"在制度上的距离，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前者是把责任压给一个人，企业的利润仍归企业；后者是把经营的风险与收益一并交给一个人，盈利也就随之归属承包者。法院认为印刷厂的经营模式属于前者，罗德根一方主张属于后者，而判断依据又只能回到当年的文字、程序和实际做法里。这也是为什么二审的焦点会落在那纸合同书是否属于集体决策的承包。

　　目前案件仍待二审法院判决。一审的有期徒刑10年已有定论，但这个定论还建立在"不构成个人承包"的认定之上；若二审改判，理由是沿同一条线往回走的。在此之前，把一审认定当作已生效的结论、或者把当事人"有异议"当作翻案信号，都失之于急。案件的是非最终由法院裁定，而它牵出的校办企业如何管、承包怎样才能算数，恐怕比一个人的判决更值得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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