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娃哈哈”遗产纷争成为香港和内地的热点话题。该案将于8月1日在香港高等法院进行聆讯，性质是宣布决定，估计时间只有5分钟。

娃哈哈前董事长、知名企业家宗庆后于2024年2月25日去世。三位原告自称宗庆后的子女，分别是：Jacky Zong（宗继昌）、Jessie Jiele Zong（宗婕莉）、Jerry Jisheng Zong（宗继盛），两个被告为Kelly Fuli Zong（宗馥莉）（第一被告）和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第二被告，一家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公司）。

三原告同时在杭州起诉宗馥莉，综合在香港和杭州两地的起诉情况，遗产争夺战的焦点有三：一是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内约18亿美元的离岸信托资产，二是娃哈哈集团29.4%的股权（市值超200亿元人民币），三是娃哈哈股权的平等继承权，涉及总额约350亿元人民币。

宗馥莉与几个私生弟妹的家产之争，闹得沸沸扬扬，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度高居搜索热度榜。前不久，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成立专班介入处理，这场纠纷已从家族内部权力博弈演变为牵动国资、市场与公共利益的风暴。

企业越大，风险越大，尤其是在“交班”的时候，堪称“渡险滩”。娃哈哈遗产大战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值得企业和商界人士引为镜鉴。

“混而可控”如何实现？

历史上无论是商海豪门，还是文人雅士，家产争夺风波有很多，一场商业帝国的遗产争夺战，令普通民众看了一场“宫斗”大戏，给人的印象是，娃哈哈是家族式的私营企业。

然而，娃哈哈集团属混合所有制企业。从股权结构看，杭州市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6%，宗莉持股29.4%，职工持股会持股24.6%。

从理论上讲，国资占大头，拥有绝对话语权。但实际上，在宗庆后时代，娃哈哈一直采用的是“强人主导+国资托底”的模式，宗庆后生前所持有的29.4%股份，加上职工持股会持股24.6%的股份，合共达到54%，拥有更大话语权，国资大股东则不插手经营、不参与管理，仅作为“隐形投资人”存在。

遗产纷争亮出了娃哈哈的家底。据媒体报道，娃哈哈的“体外公司”规模远超“集团本体”。据媒体披露的数据，两年前，境内“娃哈哈系”总资产为370.47亿元，净利润47.67亿元；国资参股的娃哈哈集团资产总额仅为58.07亿元，占整个“娃哈哈系”总资产的15.67%，营业收入仅占2.74%；净利润仅1871.28万元，仅占0.39%。

这种“体外循环”模式使国资分红微薄，而宗氏家族通过关联交易控制了集团大部分收益。

“混合所有制”在内地是占比相当高的一种所有制模式。推行这种模式的初衷，在于把所有者、经营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而，娃哈哈模式显示，作为最大“所有者”的国企，收益并非“旗鼓相当”；身兼“所有者”和“经营者”双重身份的一方，收益却不容小觑。

如何做到“混而可控”？这是一个重大课题。而在当下内外经济压力剧增的特殊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只可用“补药”，不可用“泻药”。如何定性和处理娃哈哈“体外循环”模式？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敏感，需要把握好分寸。

“二代接班”如何平稳？

内地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第一批创业的民营企业家，如今或陆续离世，或垂垂老矣。不论是功遂身退，还是急流勇退，“二代接班”进入了高峰期。接班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导致“大厦倾覆”。

娃哈哈是一个成功企业，宗庆后、宗馥莉不仅在企业发展上劳苦功高，而且在履行社会责任上，也贡献不菲，受人尊敬。遗产纷争暴露出的问题，其实是许多民营企业共性。

其一，企业治理模式存在缺陷。宗庆后在世之时，“强人效应”掩盖了企业的所有矛盾；宗庆后去世后，“强人主导”模式突然崩塌，娃哈哈出现治理真空。去年，宗馥莉和娃哈哈的高层就曾经出现分歧，她“以退为进”，最终重新上位。如今，又闹到如此地步。这说明，“强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强基”才是根本！企业要保持基业长青，必须探索既能保持凝聚力、决断力，又能激发创新活力的企业治理模式。

其二，“民企一代”法律观念普遍较弱。被称为“聪明了一辈子”的宗庆后，生前未对子女权益作法律切割，造成身后恩怨纷争。这仅是其中一例。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身处剧烈的变革时代，是在没有路的地方闯出了一条路，许多时候行走在法律边缘，有些人甚至可称为“乱世英雄”，不少人的法律观念还不是很强，忽视以法律手段处置遗产，对企业的传承也缺少长远规划。

其三，两代人观念冲突。宗庆后生前曾多次表示“不辞退任何员工”，认为员工只要不违法违纪，企业就没有理由直接开除。他强调能力差异可通过岗位调整解决，而非简单辞退，主张通过合理用人机制实现人尽其才，该原则在娃哈哈内部形成不成文规定，尤其对45岁以上员工有特殊保护。宗馥莉接班后，则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大刀阔斧地改革，对那些曾经为娃哈哈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元老也不例外，引发了企业内部的振荡。

如何正确评价民营企业家？

娃哈哈遗产纷争公开后，随著各种爆料出现在媒体上，一时间真假难辨，也引发对宗庆后评价的争议。

民营企业家创造财富、提供就业、贡献税收，在自己富起来的同时，也带动了一批人致富，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系统梳理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特质，他们普遍以“经济创造力、社会责任感、管理制度化”的状况和境界，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塑造者，他们中有一批令人敬佩的代表人士。评价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应该突出其特点和对社会的特殊贡献，不应把重点放在私生活上。

2025年2月17日，习近平主席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论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时，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定位做了精准表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

中央对民营企业家的厚望，集中体现在两句话“富而思源、富而思进”。所谓 “富而思源”，就是要时刻想到自己是怎么富起来的，饮水思源、感恩社会、回报社会。所谓“富而思进”，就是富裕之后要积极进取，不能“躺平”，更不能“败家”，要把企业做得更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无论宗庆后遗产纷争的结局如何，都要警惕网络上的“道德批判”走向另一个极端。娃哈哈遗产大战，不能仅仅当成“宫斗”大戏来看，也不能当成“道德法庭”。

宗馥莉作为娃哈哈的继任者，代际差距造成的“理念鸿沟”，必然会打破原有的格局，给企业内部带来冲击。这也许是矛盾爆发的导火索。而这正是许多企业“交班”过程中都会遇到的，不能对宗馥莉求全责备、评头论足，只有全社会都客观全面地认识新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角色、贡献和财富来源，才能打消民营企业家的顾虑，全面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推动中国经济繁荣发展。

娃哈哈遗产大战是一面镜子，照射出了许多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分门别类来观察分析，举一反三，其引发的思考，也值得香港企业和商界人士重视。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本文是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媒体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