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5月23日电(编辑 王少喆)本月30日,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的总部将落户香港,选址位于香港旧湾仔警署。这个新的国际组织到底有什么来头?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为什么把其称为2025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调解,普通人接触到这一名词,往往是在家事争议中。如夫妻发生矛盾,寻求离婚、争夺子女监护权时,在诉讼之前往往会有一道调解程序,协助双方达成和解。而在国与国发生纠纷时,类似的需求也时有出现。
2011年,北部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宣布,计划在与苏丹接壤的青尼罗河源头兴建复兴大坝。然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几乎所有邻国的反对。苏丹等国担心,复兴大坝的建设将减少下游的水量,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一系列讨价还价后,2015年3月,三国领导人达成了一项《原则宣言》。2020年7月,复兴大坝开始第一阶段总计4.9亿立方米的蓄水。
但关于大坝的争议并未就此结束。2021年3月2日,苏丹和埃及发表联合声明,提议建立由联合国、欧盟、美国以及非盟组成的四方调解机制。但第二天,埃塞俄比亚就表示,拒绝将复兴大坝争端国际化,相信在非盟主导下能达成双赢的结果。2021年7月5日,埃塞俄比亚通知埃及和苏丹将开始大坝的第二阶段建设,总计增加13.5亿立方米的蓄水进程,引发埃及和苏丹强烈反弹,两国认为这明显违反三国曾经签署的《原则宣言》,显示出埃塞俄比亚想造成“既成事实”的意图。同年7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此争端召开公开会议。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埃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均是地区重要国家,也都是中国的好朋友,中方希望三方早日达成三方均能接受、共同受益的解决方案。
而这件事,正是本月30日将落户香港的国际调解院的缘起。
1、国际调解院即将落户香港,这些国家是创始国
据新华社报道,《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将于5月30日在中国香港举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毛宁表示,2022年,中国与近20个立场相近国家共同发起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倡议。经过共同努力,已经完成《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谈判,并一致同意国际调解院总部设在中国香港。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近6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约20个国际组织将派高级别代表出席5月30日举行的签署仪式。当日下午将举办国际调解论坛,围绕“国家间争端调解”和“国际投资商事争端调解”展开研讨。
毛宁说,调解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重要争端解决方式之一,具有更灵活、更经济、更便捷、更易执行等独特优势,也体现了东方和合传统。国际调解院将成为全球首个专门通过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重要机制。由此可见,调解并不是中国的发明,是在国际法上有根据的。
根据官方报道,中国、印尼、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塞尔维亚、白俄罗斯、苏丹、阿尔及利亚、吉布提等国是国际调解院的创始会员国,并欢迎更多国家的参与。
国际调解院总部选址的旧湾仔警署 香港大公报资料图
2、国际调解为何能“四两拨千斤”?
国际上已存在多个争端解决机制和相关机构,如联合国安理会、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世贸组织等,那么,国际调解院的成立,有什么特别呢?
事实上,不同于国内法,国际法判决当执行对象是国家或其领导人的时候,往往执行力缺乏保障,因为并不存在国家主权之上的“世界政府”。国际法院的判决,通常需要当事国家的配合才能执行,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正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发出逮捕令,却无法执行那样。因此,很多时候,国家之间的争端,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更有效。
国际调解院由中国与多国共同发起,突破了传统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对西方话语体系的依赖。其核心优势是,能容纳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等不同法律传统,通过非对抗的方式,解决各国间的争端。如开头提到的埃塞俄比亚、埃及、苏丹等国的“复兴大坝”争端,如果经由司法程序判决,无法保证其执行,也容易激起更多政治对抗,调解更加有效。所以调解尤其适用于各国间的经贸、环境等一些非传统安全议题。
有分析认为,调解这一模式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的前提下,通过柔性治理弥合国际法执行力的不足,为全球法治治理提供了新的模式,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3、国际调解院花落香港的“体质”原因
以中国之大,城市之多,此次成立的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与香港本身的“体质”密切相关。
香港法律制度有独特优势。香港作为全球唯一实行普通法制度、中英双语司法管辖的地区,法律体系与国际是高度接轨的。其法治指数常年位居亚洲前几位,司法独立享有国际盛誉,终审法院外国法官制度确保了判例的国际视野。日前,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大会选择香港作为举办地、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将香港纳入全球仲裁地清单,都是国际社会为香港法治投下信任票的力证。
香港调解服务还具有专业人才的长期沉淀。经过数十年发展,香港已形成多层次的争议解决服务体系。从国际顶尖律所到专业调解机构,从资深仲裁员到多语种法律人才,构成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数据显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处理的案件当事人涉及60个法域以上,调解案件平均解决周期较诉讼缩短60%。香港连续八年跻身全球仲裁五强、荣膺国际航运仲裁枢纽等殊荣,印证了其跨境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公信力。
香港有连接东西方的独特价值。作为中国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香港既能深刻理解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诉求,又能准确把握发达经济体的法治传统。这种双重角色使其在调解涉及不同法律体系、文化背景的争端时,更具同理心与协调力。
4、香港可成为全球试验新型国际法治合作“特区”
目前国际治理的主要机构都由欧美等西方国家发起和主导,如联合国、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世贸组织等。而随著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家硬实力的增强,作为“软实力”的国际治理能力也在提升,近年来,不断有国际组织总部落户中国。这个名单上有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调解院则是其中的最新一员。
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落户中国,体现出中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对于国际治理“公共品”的投入加大。这在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退群”、“退圈”,减少国际事务参与的情况下,具有特殊价值。在世界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这一国际性大国的参与,显然有利于国际争端的更顺畅解决,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
伴随国际调解院的成立,香港正在从区域仲裁中心提升为全球调解枢纽。这不仅能提升香港在全球法律产业链中的地位,也将进一步发挥香港担任国家“对外中介人”的作用。当更多像埃塞俄比亚和邻国这样的国家选择用协商解决分歧,当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话语权,中国香港完全有条件成为全球试验新型国际法治合作的“特区”,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