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上诉庭驳回“612人道支援基金”一案中，陈日君、吴霭仪、许宝强、何秀兰、何韵诗五名信托人的上诉，维持他们因没有在指明时限内为“612基金”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社团而罪成的原判。这个结果值得庆贺，但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法庭审视的从来不是所谓“人道支援”的包装，而是基金的实际运作和相关法律责任。

五名信托人曾辩称，“612基金”组织松散，没有阶级制度、章程和规则，因此不属《社团条例》下的社团。然而，若这种说法成立，将会造成极坏先例。难道任何具有政治目的、公共影响力及资金操作的组织，只要刻意不设章程、不列架构，便可逃避监管，令法律形同虚设？事实上，“612基金”有信托人、有秘书、有公开筹款、有庞大支出及资助安排，并以基金名义支援大量黑暴时期的案件，明显并非零散的私人互助，而是一个具持续性、组织性和公共影响力的运作体系。上诉被驳回，正正说明它不能以“人道”之名逃避依法注册的责任。

而且，“612基金”的帐目一直混乱不清、资金流向不透明。翻查资料，该基金早于2020年已筹得超过1.6亿元，当中法律费用资助达5,300多万元；而由基金成立至2021年5月底，累计总收入及总支出均超过2.3亿港元。如此庞大的金钱流动，理应清楚交代款项批予何人、金额多少、按甚么准则批出，以及相关法律费是否合理。可是，基金只是以法律费、保释金等大类项目交代支出，未见完整明细，公众自然有理由质疑当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熟人网络。

（香港中通社资料图）

尤其是，基金曾推出“第二位大律师资助计划”，让已获法援的被告再增聘第二名大律师。这项安排究竟是否真正必要？是否真的是以被告利益为先？还是变相制造更多法律费用，令个别法律界人士得益？当基金一方面呼吁市民继续捐款，另一方面大量款项流入法律服务市场，社会难免追问：这究竟是人道支援，还是有人借政治案件吸金？

事实上，有不少律师和大律师都被指以“义务”之名收费。有报道指，警方国安处调查期间，发现有人涉嫌直接收取专业服务费，亦有人声称义务代表被告，实际却收取基金款项。若情况属实，这不只是收费问题，更是诚信问题。律师和大律师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一环，对法庭及公众负有特殊责任；若有人以“义助”包装收费，势必损害市民对法律专业的信任。

香港律师会及香港大律师公会曾就涉及“612基金”个案的相关律师及大律师进行专业失德投诉调查，但结果却未能令人满意，部分相关律师只是收到指责书、遗憾信或“良好执业”劝喻信，亦有投诉最终被裁定不成立。如今法庭已裁定“612基金”没有依法注册，信托人的上诉亦被驳回，这些被指涉事的法律界人士，是否真的完全没有专业失当？不言而喻。 

“612基金”以所谓“人道支援”骗取支持者的金钱，又以所谓“关爱”欺骗被捕人士的信任，并被质疑有人从中谋利。法治社会不能容许任何组织藉政治立场或道德包装凌驾法律，更不能让公共捐款在缺乏监管下运作。“612基金”虽已停运，但财务账、诚信账和法治账仍未算清。唯有彻底检视其运作漏洞并追究相关责任，才能避免有人再以“人道”之名逃避监管，损害香港法治和市民信任。

（本文作者为香港再出发共同发起人、香港菁英会副主席、阳江市政协委员、河南省青联港区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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