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欧洲部分政客重提 “广场协议” 概念，声称人民币汇率被显著低估，呼吁欧盟联合各方效仿 1985 年广场协议，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随著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临近，汇率议题被推上多边议事的风口，西方是否会联合动用关税手段施压人民币汇率，成为全球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

回望广场协议：历史教训值得警惕

回溯历史，1985 年《广场协议》是美、日、德、法、英五国签署的多边约束性文件，核心是多国央行协同干预外汇市场，强制推动日元升值，本质上是主权国家部分让渡货币主权的政府间约定。协议签署后短短三年，日元汇率从 1 美元兑换 240 日元飙升至 120 日元，升值幅度超 100%，直接重创日本出口制造业。为对冲出口下滑压力，日本央行持续宽松放水，大量资金涌入股市、楼市，催生超级资产泡沫，1990 年泡沫破裂后，日本楼市股市崩盘、企业大规模倒闭，直接导致日本陷入长达三十年的经济停滞，被称为 “失去的 30 年”。如今西方炒作的 “广场协议 2.0”，就是试图在 G7、G20 多边框架下，以关税制裁作为威慑，迫使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 20%-30%，甚至谋求多国协同外汇干预，以此缩减欧美对华贸易逆差。

这里需要分清两个完全不同的现实情景：一是复刻历史的硬版广场协议，签署书面协定，明确汇率目标、开展联合外汇干预，该情景发生概率极低；二是 “广场话术”式博弈，在国际会议炒作汇率低估论调，搭配行业关税、多边外交施压，口头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一模式发生概率较高，也将是接下来 G20 会议上的主要博弈形态。

硬版 “广场协议 2.0” 难以落地的底层逻辑

中外国情差异：中国绝非当年的日本

硬版 “新广场协议 2.0” 难以落地，首要原因在于当下的中国与上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所处的内外环境存在根本性差异。彼时日本在安全外交上高度依附美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资本自由流动，抵御外部压力的筹码有限。

反观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始终坚持汇率调整的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坚决拒绝外部政治压力驱动的一次性大幅升值。以 2026 年市场表现为例，年内在岸人民币兑美元稳步升值约 3%，全程由国际收支、外贸出口、市场交易等基本面驱动，充分印证我国汇率政策的独立性与稳定性。我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对资本流动实施审慎管理，境外主体没有渠道直接强迫人民币汇率跳升，人民币的升值只能来源于经济基本面与市场交易，不会通过对外签署协议承诺特定汇率目标。我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与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能够有效对冲出口波动带来的冲击，无需像当年日本那样依靠大规模货币宽松对冲出口受挫，从根源上规避资产泡沫膨胀的老路。中国是欧盟汽车、机械装备、奢侈品、农产品的重要海外市场，2025 年数据显示，仅德国对华汽车出口额就超 380 亿欧元，一旦爆发全面贸易对抗，欧洲本土高端制造出口产业将直接承受巨额损失，我国具备充足的反制筹码。

位于中国广西的贸易港口  图源：新华社

西方阵营内部分裂，难以形成统一施压同盟

西方阵营内部利益分化严重，很难形成统一的对华施压联盟。

德国部分政客高调炒作汇率议题，本质是为自身制造业衰退甩锅，真实产业数据极具说服力：自 2017—2018 年产业峰值以来，德国工业生产累计下滑 16%，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从 2011—2017 年的 2.2% 跌至 2018—2025 年的 -1.2%，俄乌冲突后欧洲天然气价格暴涨，德国化工、钢铁、高端机械等能源密集型产业成本飙升，本土产业竞争力持续滑坡，这一系列困境均与人民币汇率无关。欧盟 27 国重大贸易决策需要达成共识，匈牙利、西班牙等部分南欧国家希望拓展对华贸易、吸引中国新能源领域投资，并不认同强硬对抗路线。德国本土汽车、机械制造巨头也顾虑对华贸易摩擦会损害自身在华商业利益。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也曾公开表示，直接照搬广场协议并不合适，更倾向开展多边对话而非强制干预。欧盟内部更容易在电动汽车、光伏等单一产业上出台限制措施，很难落地覆盖全部中国商品的高额惩罚性关税。

美国方面态度同样十分暧昧，国会与华尔街部分声音鼓吹新广场协议，但政府层面态度谨慎，美国财政部并未将中国划入汇率操纵国，仅列入观察名单。美方清楚强行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推高国内通胀，损害美国企业在华利益，并不愿意完全站在欧洲的产业诉求之下冲锋，G7 其他成员国同样无意深度卷入针对中国的货币强制施压。

多边规则约束，缺少胁迫汇率的制度工具

依据 IMF 相关规则，各成员国有权自主选择本国汇率制度，IMF 仅承担监督评估职能，并不授权成员国使用关税手段胁迫他国调整汇率；WTO 规则同样不认可将关税作为逼迫货币升值的工具。当年广场协议能够生效，建立在参与国货币高度自由可兑换的前提之上，多国央行可以直接入场交易改变汇率水平。而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西方国家央行无法通过市场操作推高人民币，只能寄希望于我国主动调整汇率，这一诉求并不具备实现条件。

“广场话术” 现实风险：舆论施压叠加行业贸易壁垒

虽然具备强制效力的新版广场协议很难成为现实，但 “广场话术” 包装下的现实博弈风险仍需高度警惕，即将召开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会成为西方开展舆论施压的重要平台。在 G20、G7 多边会议中，德法等欧洲国家大概率会抛出货币估值相关议题，炒作 “人民币低估” 叙事，试图塑造国际舆论压力，呼吁中国加快市场化升值、扩大内需，即便无法形成约束性决议，也会谋求在会议公报中留下相关表述，完成外交层面的施压。

在贸易工具层面，全面一刀切的高额关税概率不高，但针对优势产业的贸易壁垒落地是最高概率事件，多个落地案例已经印证这一趋势。此前欧盟已正式落地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对中国新能源车企加征差异化临时关税；针对中国光伏组件、锂电池、钢铁产品持续加码反倾销、反补贴壁垒。2025 年中欧贸易数据显示，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创下 3600 亿欧元历史新高，也是欧盟首次所有成员国均对华出现货物贸易逆差，欧洲便将产业竞争失利简单归咎于汇率问题。后续西方会持续将这类行业关税作为谈判筹码，附带提出汇率、产业政策方面诉求，以贸易手段进行敲打，但不会把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作为唯一目标。欧美还会借助 IMF 对外部门评估报告，放大其货币估值判断，开展软性外交施压。现实中欧美更期待看到中国市场驱动下的渐进升值，2026 年以来在岸人民币已经实现约 3% 的升值，这是市场交易形成的结果，而非外部施压的产物，西方并不一味追求一次性剧烈跳升，更加期待中国主动做出政策调整。

综合各情景发生概率来看，签署政府间约束性广场协议 2.0 的概率不足 5%；G20 发布强硬措辞公报、口头指责人民币汇率，概率达到 60%-70%；欧美联合实施全覆盖惩罚性关税胁迫汇率升值概率不足 10%；针对电动车、光伏等产业加码贸易壁垒，多边场合炒作汇率问题，概率达到 70%-80%。面对外部杂音，我国应当坚守既有政策框架，坚持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绝不接受一次性大幅升值，积极参与 G20、IMF 框架下的全球宏观经济对话交流，牢牢守住货币政策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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