豢养宠物早已成为香港普遍的生活方式之一，近年政府积极推动“人宠共融”政策，打造宠物友善环境，是城市人文关怀的体现。但相关政策落地以来，争议与乱象接踵而至：宠物进入食肆带来卫生隐忧，日前在元朗区更发生狗咬狗的骇人事件，造成无谓的宠物伤亡悲剧。笔者以为社会有必要重新审视“人宠共融”政策的立法原意，宠物走入人类社区，需要包容但并非无底线放任，包容必须建基于规则、责任与精准治理之上。

需要清楚，当前社会舆论的分歧不是“要不要人宠共融”，而是“该如何有序共融”。安全与卫生事故频发，自然引发反对声音，因为担心公共空间秩序失守、市民权益受损。但仍有坚定的支持声音，立足文明进步，希望打破僵化规管，给予养宠市民合理的生活空间。

笔者以为，两者并非对立关系。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推动“人宠共融”有其现实必要性，符合全球城市友善宠物的发展潮流，也能回应广大市民的民生诉求，彻底退回全面禁止的旧模式，则不符合社会进步趋势，也是公共治理的懒惰。但必须直面现实：香港当前的人与宠物的共融上，出现了“政策放宽快、配套监管慢、饲主责任松”的治理失衡困境。

譬如允许宠物进入食肆的政策，出现部分商户为吸引客流，忽视食品安全底线，放任宠物靠近餐桌、餐具与食材区域，滋生细菌、带来卫生隐忧，同时引发过敏人士、孩童、长者的出行用餐困扰。与此同时，保险配套漏洞、场地管理标准模糊等问题，也让意外发生后的责任界定、赔偿执行困难重重。

而元朗“狗咬狗”惨案，更是暴露了公共安全监管的核心漏洞。涉事大型犬攻击性强，狗主却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区域放任其无牵绳自由活动，最终酿成两只小型犬只死亡的悲剧。值得反思的是，此类并非孤发事件，过去数年香港屡次出现犬只失控伤及人、宠，背后都是部分饲主“重权利、轻责任”的心态，以及现有规管惩戒力度不足、执法威慑力不足。当放任宠物乱跑、滋事的违规成本远低于自律守规的成本，混乱自然成为常态。

从公共管理视角出发，“人宠共融”的核心在“有序包容、权责对等”，而非“无规放任、自由乱行”。“人宠共融”的政策方向值得肯定，但必须立刻纠正“重放宽、轻监管”的治理偏差，以严谨的公共政策，把握好文明包容与社会秩序的尺度，实现宠物、宠物主与其他市民的多方共赢。特区政府应积极考虑从空间、责任、执法、配套四个方向，全面优化人宠共融治理体系。

如何管理好人与宠物互动的空间，这是最关键的要素。严格区分及管理好空间，推行分场景、分级别的精准开放机制，划清权力边界。譬如医院、学校、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密闭公共场所等关乎公众核心权益的区域，维持严格禁令；食肆若拟提供共融服务，则必须严格申请，仅允许面积达标、卫生合规、设立独立宠物区的餐厅开放，禁止宠物进入厨房、食材存放区等核心卫生区域，同时严格限制店内宠物数量。

其次是建立犬只分类管控与强制责任机制，从源头防控风险。针对具有攻击性的大型、烈性犬等，应设立严格登记备案制度，明确公共空间强制牵绳、佩戴口笼的要求，杜绝大型犬无管束活动。同时强化饲主主体责任，餐厅也需与饲主一样，购买第三方责任保险，填补意外事故的赔偿漏洞，解决事后追责无门的问题。

第三，透过加大执法与惩戒力度，树立规则权威。应考虑大幅提升《狂犬病条例》等法规的罚则，针对无牵绳、放任犬只滋事、扰民、伤人伤宠的违规行为，依据大幅提升罚款标准，对于屡次违规、酿成恶性事故的饲主，纳入诚信记录并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强化渔护署、食环署的联合执法权，建立日常巡查、市民举报、快速执法机制，让规则不再是“纸上条文”，以严格执法倒逼饲主自律。

最后，要透过强化公众教育与价值引导，培育文明养宠物的风气，因为“人宠共融”的基础是互相尊重，宠物主使用公共空间的同时，必须承担不扰民、不危害公共安全的义务。政府可透过社区宣导、学校教育、媒体引导，普及文明养宠规范，扭转部分饲主的放任心态，建立自律、负责、包容”的核心共识。

对于香港而言，真正成熟的“人宠共融”，是让宠物主享有便利，让普通市民免于困扰与恐惧，让宠物有活动空间、社会有秩序底线，这才是现代城市治理应有的智慧与格局。城市文明从来不是单向度的宽容，唯有制度把关、规则约束、责任落地，才能让“人宠共融”不至于变成混乱、放任。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

（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媒体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