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8月20日电（记者 王丰铃）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日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谈成防务合作，未来10年，日本可用澳大利亚发射场试射远程导弹，并为澳方共同开发新型舰艇。小泉下一站访印，拟与印度谈出口舰用通信设备。

日本陆上自卫队演练  图源：新华社

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会谈，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

澳方提供“战略纵深”解决日本本土试验限制，允许日本自卫队未来10年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武器。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最初的3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本土制造。

日本8月初发布的《防御白皮书》已将国民经济与军工体系深度捆绑，日本官员势必积极走访各国，推销日军工产品签“大单”。据日媒报道，小泉访澳的下一站是印度，将寻求扩大日印联合军演，并向印度出口用于驱逐舰的“独角兽”通信天线。

青年日本问题学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陈洋在接受香港新闻网、香港中通社专访时对以下问题作出解析：

1、为什么日本如此迫切需要在海外获得导弹试射场？

陈洋：日本需要通过获得的海外导弹试射场，来掌握相关数据、了解对方国家的具体需求，以及了解掌握本国导弹在海外发射时候的相关情况，以此来不断地改进、升级本国研发的导弹，进而进行对外销售，或本国使用。

日本迫切争取海外导弹试验场，不是因为日本宪法简单地“禁止试射导弹”，而是因为日本正在发展射程更远、速度更快、平台更多的防区外打击体系，而日本狭小的本土空间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武器从研发到实战验证的全过程需求。

2、日本军工发展规划是怎样的？

陈洋：首先，用财政扶植军工企业，是为了刺激本国军工企业的发展，通过具体的资金来支援这些企业进行尖端武器的设计与研发，进而更好地服务本国的军事需求。

其次，通过扶植军工企业，壮大日本军工产业整体的发展。在当前日本经济缺乏新的长期增长牵引的背景下，日本政府显然是想要将军工产业打造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而第一步就是需要促进本国军工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带动产业整体发展。

最后，扩大海外武器装备销售网络。通过与别国共同研发，或加速推进本国武器装备的出口，日本的核心目的就是要扩大本国武器装备的销售网络、品牌价值，而一件件武器装备出口，日本卖出去的并不仅仅是武器装备本身，还包括相关的人员培训、后期维护维修等，这就能形成一个军事合作抓手，进而让日本强化与相关国家的安保防务合作，乃至双边关系。

3、日本正从“卖产品”到“共同开发”，日本军工出口从“一次性销售”到“体系化输出”升级？日本是否正在构建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平行的地区安全架构？

陈洋：是的，这一变化值得高度关注。日本军工出口正在从过去的“卖装备”向“共同研发、联合生产、技术转移、长期维护和体系互操作”延伸。2026年日本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允许更多致命性武器出口，并为共同开发、共同生产项目打开空间；澳大利亚“最上”级护卫舰合作等项目，已经体现出这一趋势。

这意味著武器出口对日本而言，已经不只是赚取军工订单、消化产能的经济工具，而正在成为绑定安全伙伴、扩大军事影响、塑造地区安全规则的战略工具。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可能借此形成“装备出口—联合研发—军事互操作—情报共享—安全合作”的链条，把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新西兰等伙伴逐步纳入自身主导的安全网络。

4、日本为何急于发展远程导弹？拥有自研的先进远程导弹，对日本来说，意味著什么？对邻国、东北亚来说，又意味著什么？

陈洋：日本急于发展远程导弹，表面上是应对所谓“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更深层则是日本军事战略从“专守防卫”向“远程威慑、反击能力”转型的重要支撑。

拥有自主先进远程导弹，对日本意味著军事能力和战略自主性的双重跃升：既能扩大自卫队作战半径，也能减少对美国远程打击装备的单纯依赖，并带动制导、卫星侦察、雷达、通信、发动机等军工产业升级。

但对邻国和东北亚而言，这绝非好事。当日本拥有更远射程、更高速度和多平台发射能力后，其军事威慑半径将明显扩大，很可能促使周边国家增加导弹、防空反导和预警力量，形成新的军备竞逐。

5、日本军工，当前实力如何？

陈洋：日本军工的真实水平可以概括为：技术实力强，但产业规模和体系韧性仍是短板。其优势在于日本拥有完整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在精密机械、电子元器件、雷达、红外传感器、舰艇和航空装备等领域具有较强技术积累。但日本军工长期受订单规模小、成本高、市场单一、企业盈利能力不足制约，不少企业甚至退出防务业务，供应链和专业人才传承也面临压力。

6、有观点认为，这种地理扩张方向与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路线高度吻合。日本正在复刻当年的扩张逻辑？

陈洋：不能简单说日本正在“复刻”二战时期的扩张逻辑，但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结构性相似之处。今天日本与澳大利亚推进的并非领土扩张，而是以军工合作为纽带的安全与军事影响力向西南太平洋延伸。在一定程度上，这与日本战前“南进”的地理方向有某种表面上的重合，但时代背景、制度环境和行为性质不能简单等同。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其背后的逻辑变化：从国内防御向域外军事存在延伸，从单纯装备出口向军工、基地、训练、情报和供应链一体化合作转变。一旦这种网络不断向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等方向扩展，日本输出的就不再只是武器，而是一套军事标准、作战体系和安全规则。因此，与其说日本正在机械复制当年的“南进”，不如说其正在形成一种没有领土占领、却具有军事网络扩张特征的新型“战略外延”。

7、日本再度将国民经济与军工体系深度捆绑。这和日本在二战前的“举国军事化”路径、“总体战”体制有何异同？

陈洋：严格来说，把今天日本的军民关系直接称为二战前“总体战”体制的翻版，并不严谨。战前日本的“总体战”是以战争动员为核心，由国家统制经济、军部主导工业生产和资源配置，服务于全面对外战争；今天日本仍存在议会政治、市场经济和法律约束，二者不能简单画等号。

但相似的结构性趋势确实值得警惕。此次澳大利亚11艘新型护卫舰项目，首批3艘将在日本由三菱重工建造，后续舰艇则计划在澳大利亚建造。这意味著日本军工出口已经不只是企业接订单，而是由政府、防卫省、军工企业和供应链共同参与的长期国家项目。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日本正在形成一种“军工—产业—科技—国家战略”深度耦合的新模式。其危险不在于简单复制当年的“总体战”，而在于军事需求正在越来越深地进入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当军工订单成为拉动产业升级的工具、武器出口成为拓展战略影响力的手段时，军事体系与国民经济的边界便会逐渐模糊。这种趋势如果持续强化，确实可能为日本军事力量扩张提供更强、更持久的经济基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