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前期跨党派“社保国民会议”与自民党临时干部会讨论，高市早苗于7月30日抛出关于降低食品消费税的方案，宣布“2027年4月起两年内临时降到1%，期限两年”，同时用相当于1%税额的补贴给中低收入者，做到“食品税实质归零”。高市同时强调：“两年后我将负起责任恢复至原来水平。”，对于减税财源的具体方案，高市未作说明，仅表示“不发赤字国债，靠税外收入等凑”。至于具体是哪些税外收入，高市只字未提。

诚然，高市在2026年1月大选前就高调宣称，“计划在两年内将食品排除在消费税征收对象之外。将食品消费税降至零是我的‘夙愿’。”并在自民党竞选纲领正式版里明确写道：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框架下设立投资预算额度；拟在两年内对食品免征消费税，并将加快研究其财源及具体时间表。

高市此番推出该方案，似乎也顺理成章，毕竟之前那么高调，如果竞选上首相宝座后就彻底失言，丢的大概率就不仅仅是面子。只是，民众不禁好奇，高市内阁上台已经半年有余，为何此时才把该课题提上日程？此外，减税财源何在？能否真正推行下去？最后，如果最终实现，对民生、财政等影响如何？

1.为何此时提出？

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首先，选举承诺兑现压力。如前所述，关于降低食品消费税，高市在竞选之前那么高调宣布，且正式写进了自民党竞选纲领，迟迟不交账不仅会被骂失信，更会直接影响支持率。

其次，试图急救不断下滑的支持率。高市内阁上台后支持率虽有波动，但总体一直高企，然而最近支持率却明显大幅下滑，甚至跌破50%，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其在国会虽然依然强势，但民意已然松动，亟须一张“看得懂”的民粹牌来挽救民意。

再次，物价政治化。由于战争等多方因素影响，日本能源进口成本不断攀升，日元加速贬值，推动物价不断上涨，而食品价格的上涨无疑是最容易被民众感受到且最敏感的。高市内阁上台后，一直把施政重心放在修宪、扩军（甚至要拥核）及修改皇室典范等与民众生活直接相关度低的方面，对民众普遍关心的降低生活成本以及经济发展反而不重点关注，甚至还忽视大部分民众支持女性天皇的现实民意，强行通过了修改版的皇室典范，越发引起民众不满。面对物价不断高涨的生活压力，在野党都在喊发现金，在此情况下，高市也不得不把“降食品税”这张牌重新打出来。

2.

是否可行？困难与掣肘因素何在？

基于执政党特别是自民党在国会中的比例占绝对优势，可以预见即使有反对声音，立法上大概率也可以“能强推。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减税财源这一根本问题无法解决，财政上必定“难闭环”，因此长期来看不仅“不可持续”，甚至会给财政以及日本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最大的困难与掣肘因素就是，减税将带来巨大的财源缺口，但财源却没著落。目前日本的食品消费税（在外就餐不含在内）为8%，每年大约4万亿—5万亿日元左右，如果降至1%，财政两年将出现约 10万亿日元的巨大缺口。关于财源，高市虽说“不发赤字国债”，但又拿不出稳定的替代财源。增加其他税不仅会抵消政策的初心善意与效果，甚至会引起相关民众的强烈反弹，而砍社保支出在政治上更是雷，等于自掘坟墓。

其次，在野党反对姑且不论，自民党内也并非铁板一块。由于财源未定（事实是几乎不可能），自民党内对该方案的反对声音很大。前外相河野太郎（麻生派）在国会内对记者明确说：“坚决反对”，理由是财源没著落、降了也不保证商家降价。前经产相小渊优子干脆辞自民党税制调查会决策委员，用辞职表态。前防务相稻田朋美在党内会吐槽：“不能因为是首相定的就照办”“两年减税10万亿，相当于每年一条北陆新干线。”税调会长小野寺五典事后也承认，对于该方案，党内反对：支持 ≈ 6：4，反对占多数。一向谨慎的财务省更是警惕财政纪律，担心10万亿窟窿如何填补。在野党更是反对，有的嫌政策力度不够，主张要永久零税率（中道改革联合），有的则主张直接发钱（立宪民主党）。

再次，消费税与社保高度绑定，动消费税等于动社保地基。消费税是日本养老、医疗与护理等社保的命根子，2026财年预算近22%靠消费税，约1/4靠发债。如果食品消费税降至“实质为零”，而由此带来的两年10万亿的财政缺口又无法补上，那么相关社保如何保持可持续？社保地基动摇，民众只能老老实实接受？

此外，市场反噬的风险如何消除？IMF已警告日本政府，削减消费税会侵蚀财政空间；若缺口靠国债补，长端日债收益率必将上行，加之日元贬值，反而会推高进口物价。

3.

如果强行通过，影响如何？

首先，对民众生活来说，短期有点用，但长期大概率被通胀吃掉。

据第一生命测算，该方案如果实施，食品（剔除在外就餐）价格同比约降 7%。因原来的食品消费税率适用范围为食品饮料（非酒/非在外就餐）8%；其他商品、在外就餐、酒类10%税率，故1%食品消费税仅限于食品饮料（非酒/非在外就餐）暂调为1%；而在外就餐/酒类、水电、交通与教育仍维持之前的10%，即只掐掉“在家做饭”那段税，不碰之前全盘的10%。

有媒体测算，以普通四口之家（月食品约9.5万含税）为例，年交食品消费税≈6.33万日元（9.5万×12×8/108），年交税≈0.79万；年省≈5.54万日元（约4600日元/月）。若按零税率方案省6.73万；1%方案比零税率少省约1.2万/年。而单身上班族（月食品3万含税），年税≈2.67万，年省≈2.3万（月省约1900日元）。概言之，越依赖居家自炊、收入越低，边际感受越强。

然而，另一方面，日本食品近年年均涨约5.8%，即这7%的减免红利大概1年3个月左右就被后续通胀吃完。此外，中低收入补贴（每年约6000亿）虽然也能补一点，但覆盖面与审查成本会削弱实效。

两年之后，效果消减到何种程度姑且不论，通胀大概率继续上涨，税率却回到高点，“由奢入俭难”，民众会如何反应呢？

其次，对于财政来说，大概率是大窟窿，深伤口。

首先，巨大的财务窟窿如何填补？每年 4–5万亿元，两年10万亿日元的巨大缺口，如何填补？高市可以为了讨好民众（捞取选票与保持支持率），并利用执政党特别是自民党在国会中的议席优势而强行推出，但财务省也可以对财务纪律不管不顾吗？特别是目前日本政府债务对GDP的占比已接近 230%，2026财年预算约1/4靠发债，利息支出未来几年将翻倍式上升。

此外，还有隐性成本是否可以忽视？若市场要求财政风险溢价，则必将导致日债收益率升、日元弱、进口更贵，那么减税省下的饭钱将被能源和汇率吃掉一部分。还有就是，减少的消费税必然挤压社保，被挤压的社保如何填平缺口？要么加税补，要么砍福利，要么发债把压力转嫁下一代，三条路都痛。最后，损失的财政信誉成本如何弥补？自1989年开征消费税以来，日本从未下调消费税，首降信号本身就会让评级和外资重估“日本财政纪律”，这本信誉账谁来算？怎么算？

结论

高市不顾各方反对高调宣称的这项“1%食品消费税”，表面看来是在兑现其竞选诺言，试图维持其诚信且政治女强人的人设，但基于财源无法解决这一根本所在，这项政策即使最后强行在内阁以及国会通过并推行，其归根结底也只是一剂对不断下滑民调的止痛药而已，或许可以帮高市争取更长一点执政时间，但终究改变不了财政规律与日本“老龄化+能源净进口+超高债务”的固有顽疾，反而会把财政可持续性推到悬崖边。两年后税率弹回8%时，民众感知会是“政府先送糖再抢钱”，政治反噬可能比现在支持率下滑更厉害。毕竟，被迫为之的“饮鸩止渴”与主动作为的“英明决策”完全是两码事。

（本文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国际政治学者郭丽，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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