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7月26日电（记者 王少喆）2026年，日本著名天文学家井田茂宣布全职加盟中国西湖大学，再次引发全球学术界的震撼。此前，“光催化之父”藤岛昭、日本半导体“教父”阪本幸雄，以及诺贝尔奖得主杰马里·莱恩等多位顶尖科学家，相继将科研重心移向中国。国际政治学者、新疆石河子大学边疆发展与安全治理研究院副教授刘琳向香港新闻网表示，这场横跨亚欧的人才流动与二战后的“回形针行动”有本质区别，是和平年代科研生态考量下的主动选择。

回溯近现代科学史，顶尖智力的跨国流动始终是重塑全球科技版图的核心驱动力。1933年，爱因斯坦抵达普林斯顿，揭开了人类科学史上最大规模人才迁徙的序幕。随后纳粹上台，两千余名欧洲顶尖科学家被迫远涉重洋：冯·卡门去了加州理工，日后成为钱学森的导师；汉斯·贝特去了康奈尔，后来执掌曼哈顿计划的理论部门。

到了1945年，美方发起的“回形针行动”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国家级收割。美国情报部门将包括V-2火箭设计师冯·布劳恩在内的1600多名德国科学家系统性转移至美国，直接奠定了美国在航天、核物理与喷气推进领域的长期霸权。这是一场由暴力与动荡催生的智慧迁移，其代价是欧洲长达数十年的学术断层，而红利则直接铸就了美国的科技霸权。

近百年后的今天，一幅全新的智力流动图景正在亚欧大陆东端展开。2026年，日本著名天文学家井田茂宣布赴西湖大学任职；在此之前，日本“光催化之父”藤岛昭已于2021年携团队加盟上海理工大学；日本半导体“教父”阪本幸雄于2022年加入深圳升维旭技术公司，担任首席战略官。

当这些日本学术界与产业界的标志性人物接连将科研重心移向中国，一个历史性的疑问不由浮现：这是否意味著历史正在以另一种形式重演？事实上，这绝非孤立的点状个案，欧洲同行也在产生强烈共振。

1987年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科学家杰马里·莱恩教授于2021年在中山大学创立“Lehn功能材料研究所”并亲自指导团队，更于2026年7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2016年诺奖得主斯托达特在天津大学、费林加在华东理工大学均设有实质性实验室。

杭州市民观看人形机器人表演。新华社资料图片

这些都不是浮光掠影、一年仅停留数日的“飞行院士”，而是有博士生培养、有常规论文与专利产出的深度扎根。面对这一波顶尖科学家“孔雀东飞”的现象，国际舆论场上不乏将其直接对标二战后“回形针行动”的论调。

但从底层驱动机制来看，二战末期美国的“回形针行动”是地缘政治动荡、战败胁迫与国家级强制收割的结果，当时科学家迁移是为了“活下去”。相比之下，今天全球学者选择中国，则是一场和平年代、基于科研资源与生态考量的主动选择。他们并非逃离战火或政治迫害，而是寻找能让科学梦想落地的更优土壤。

刘琳进一步指出，从具体的科研环境演变来看，人才流动方向的改变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各国科研体系内部消长与资源配置效率竞争的必然结果。日本科研环境近年正面临众所周知的系统性困境：青年学者难以获得终身职位，“选择与集中”政策导致基础研究经费萎缩，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后行政负担显著加重。

一位在日学者曾形象地形容：“日本的科研体系像一台精密但日益耗竭的机器，年轻的齿轮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资深的齿轮则被行政琐事磨平了转速。”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数据，中国已成为日本研究者在亚洲合作最频繁的对象，多位处于职业生涯黄金期、手握核心专利的资深学者正逐渐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与科研平台。

中国所提供的已不仅仅是优渥的经费与先进的实验室设备，如西湖大学等新型研究机构，更为科学家提供了充沛的生源资源、极高的行政转运效率以及摆脱行政桎梏、专注“从0到1”原创研究的宽松环境。一个世纪前，科学家逃往美国是为了“活下去”；如今，他们选择中国是为了“做得更好”。

刘琳提醒，然而，在看到强大吸引力的同时，客观理性的审视同样不可或缺。将当前的智力流动直接夸大为全球科学中心的彻底转移，显然缺乏数据支撑。这一轮人才流动远未达到当年“回形针行动”数千人洪流的规模，目前仍属于个位数与十位数层面的“点状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前仍属点状突破，但这些顶尖学者精准嵌入了化学、材料、光催化、天文学及半导体等中国已具备产业与科研比较优势的领域。他们带来的先进方法论、国际化评估标准和全球学术网络，正发挥著强大的“楔子效应”，精准带动整个学科团队的成长，推动中国科研体系从应用型的二次创新，向基础型的原始创新跃升。

刘琳表示，历史的经验表明，收割人才只是第一步，能否真正形成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的智力高地，取决于后续科研软环境与生态体系的建设。美国当年的成功，不仅在于吸引了关键人物，更在于建立了让顶尖大脑持续迸发创造力的生态系统——包括宽容失败的基础研究文化、高效的产学研转化链条，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严密保护。

未来的核心悬念在于：这一轮顶尖人才的流入，能否真正催生出由中国主导、改变世界科技版图的颠覆性原始创新？这就需要中国科研体系在学术评价体系的成熟度、跨文化管理的细腻度，以及自由探索的创新氛围上持续改革与突破。外籍专家们带来的专利与技术像是一面镜子，他们在中国科研体系中的适应与成败，将真实检验这片土地能否真正成长为全球科学家的“应许之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