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因突发主动脉撕裂去世。仅两天后，该州州长便宣布任命其胞妹64岁的配镜师达琳·格雷厄姆·诺多内为临时参议员。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达琳于7月14日宣誓就职，将填补其兄长的剩余任期至2027年1月新国会就职。这一快速任命也得到总统特朗普的公开支持和推荐。

从程序上看，依据美国宪法第17修正案及南卡罗来纳州法律的授权，州长有权在参议员席位空缺时指定临时继任者，直至特别选举产生正式人选。因此，面对网络舆论的汹涌情势，可以说这一任命来自于法定权力，其实是一种美国宪法框架下用来维持州在参议院的代表权、避免权力真空的常见操作。自2021年初特朗普支持者发动“占领国会山”事件以来，在因为种种情事而初现裂痕的美国国会中，维持多数党席位无疑是州长决策的首要现实考量，共和党选择一位熟悉格雷厄姆选区事务且政治立场可靠的家人，其实不必大惊小怪。这一操作手法也在客观上反映出制度对短期政治稳定性的偏好，以牺牲一定程度的竞争性为代价，换取党派机器的平稳运转。

然而，在这个流量为王、民主政治高度景观化的自媒体时代，将尊贵的联邦参议员席位以近乎“兄终妹及”的方式交到直系亲属手中，还是在舆论中掀起了全球公众关于“政治世袭”的强烈质疑。

从历史的视角看，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顾其政治发展历程，由亲属接替公职其实也不失为一种惯例，并且政治家族的出现与壮大发展也屡见不鲜（如著名的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等）。其中尤以“寡妇继任（widow’s succession）”最为典型，即议员去世后，其配偶往往被任命填补席位，以此作为确保政治稳定的一种过渡机制。据统计，迄今为止已有40余位国会议员遗孀曾通过继承亡夫席位的方式进入国会。本次任命中，格雷厄姆终身未婚且无子女，达琳是他最亲近的家人，因此，以妹妹继承的方式取代“寡妇继任”，其本质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传统被移植到现在，性质已然发生蜕变。早期的政治家族至少还披著一层精英政治的外衣，家族成员需要经过长期的政治历练和选举考验。达琳虽长期协助兄长竞选，本人在州盲人委员会任职，但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如今，只因为有一位参议员哥哥，配镜师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联邦参议员。政治权力在家族内部流转，能力让位于血缘——这就不禁引发公众关于所谓“麦迪逊式民主”的竞争性和公平性的全方位质疑：尽管是贵族传统和色彩较为突出的参议院，其职位所体现的民主选举的“代表性”究竟还剩几分？

家族政治不是孤立现象，它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深层转型。政治家族化的背后，是财富的家族化。美国的“世袭”从来不只是权力的世袭，更是资本的世袭。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拆解了国家再分配能力，放大了资本对政治的支配力。其结构性后果表现为：财富向顶端急剧集中，经济寡头通过政治献金、游说集团等手段俘获国家政策。政治权力固化为家族财产，经济权力固化为世袭特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曾尖锐地指出，美国正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出身的重要性远高于后天努力。政治资本可以转化为子女的权力资源，精英阶层形成自我强化的封闭循环。当权力和财富都开始遗传，所谓机会平等就成了镜花水月。

格雷厄姆（央视截图）

在传统的资本主义模式下，财富的积累依赖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政治权力至少还需要与经济绩效保持某种形式的关联。但当经济权力的获取方式从生产转向圈占，通过金融化、垄断、制度套利而非创造价值，政治权力的分配也必然从竞争转向继承，因为继承是最稳定、最省力的“圈占”方式。格雷厄姆之死暴露的真空，被家族快速填补，妹妹的接任，恰恰是这种圈占逻辑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参议院的席位被视为一种可以像土地一样继承的家族资产。资本主义民主的范式由此发生位移，权力来源从“天赋人权”、选民授权异化为精英圈层的“忠诚分肥”——在代议制美轮美奂的外壳下，资本与家族完成了权力的闭环。

今年年初，华尔街研究机构Citrini Research发布一部题为《2028全球智能危机》的研究报告，提出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发生“范式相变”，认为继20世纪70年代金融资本主义“信用大爆炸”之后，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将涌现出来。不过，根据国际学术界有关“技术封建主义”论题的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的下一步可能不是像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见的那样，会自动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而是出现政治制度的返祖现象，倒退回200年前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推翻的封建社会形态。

依据“技术封建主义”的理论逻辑，科技巨头不再是单纯的企业，而是拥有“云封地”的数字领主。苹果的生态系统、亚马逊的电商帝国、谷歌的搜索王国，它们像中世纪领主圈占土地一样，圈占了我们的数据、注意力和数字生活。其本质，是“利润”让位于“地租”，“创新”让位于“垄断”。科技巨头不再靠生产创造财富，而是靠过路费和数字地租坐享其成。更关键的是，这些“数字领主”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政治，推荐候选人、资助选举、影响舆论，将“数字地盘”的权力延伸到现实政治的版图之中。格雷厄姆妹妹的任命中，特朗普的公开支持被普遍视为影响州长决策的重要因素，而特朗普背后站著怎样的科技金主和数字联盟？这恰恰是“数字地盘”与“政治地盘”合流的缩影。

一切都合法，一切都按规矩办，但普通人的声音越来越小，决策越来越被少数家族和寡头把持。正如哈贝马斯当年警示的“再封建化”，前现代的等级结构和权力形式，借由现代制度的合法外衣重新渗透公共领域。格雷厄姆妹妹接任参议员，之所以引发轩然大波，不是因为违法，而是因为它太“合法”了，合法地完成了自家人接班，合法到让人看清了一个真相：在“民主”这层窗户纸背后，权力依然在少数家族和寡头手中流转。窗户纸被捅破了，不是坏事。问题是：看到真相之后，美国人还能否相信，他们真的生活在一个“人人平等”的共和国里？答案，或许比问题更令人不安。

总体而言，这种“兄妹接任”不是违法或独特的世袭，而是美国联邦制下州权行使与实务惯例碰撞的产物。类似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也常在西方代议制国家引发广泛讨论。公众的强烈质疑虽未必能立刻改变此次任命结果，但有助于推动对任命审核透明度和竞选资金限制的反思，不过，短期内这类现象依然会嵌套在美国既有的政治生态中。

当然，从制度演进的另一面看，形式民主若不能约束实质权力集中，会逐步丧失活力，引发合法性危机。美国制度仍有自我纠错能力，特别选举最终取决于选民，媒体监督与司法审查亦可制衡过度裙带。但若不从根本上改革竞选融资、限制家族利益冲突、规制平台权力，这类“世袭”现象只会增多。对观察者而言，这不仅是对美国政治的个案评论，更是理解当代全球权力演变的窗口。如何重塑开放、竞争且包容的公共领域，将决定下一阶段的制度命运。

（本文作者为国际文化学者、特约评论员，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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