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国际人才的动向引起香港社会的关注，首先是李竞存教授归港，将出任科大新医学院首任院长；而曾因在1995年成为十优状元而广为人知的“皇仁仔”蒋蒙教授，将升任美国西北大学175年来首位华裔校长。同样在香港奠定基础，然后负笈海外并成长为一流科学家，在事业发展的选择上有所不同，这对香港构建国际人才高地带来怎样的启示？

这两则几乎前后脚公布的消息，在香港社会激起不少声音，固然有引以自豪的声音，因为两位都是香港走出去的国际级科学家，但也有人为蒋蒙的远走高飞感到惋惜。笔者以为，两位国际级人才的不同选择，实则共同指向同一个命题：香港究竟能否从全球人才的“育苗室”、“中转站”，蜕变为真正的人才高地？

李竞存与蒋蒙，刚刚好代表了香港人才生态的两种经典路径。

李竞存是典型的“港产精英”，从传统名校英皇书院毕业，负笈海外，在北美顶尖学府历练数十年，最终带著从零创建医学院的实战经验回到香港。人才的回归，首先是香港对其个人有所吸引，科大新医学院“融合科技”的前瞻定位、香港背靠祖国的临床研究机遇，再加上特区政府对生物医学的战略倾斜，构成了一个对顶尖学术领袖有足够说服力的事业磁场。

蒋蒙则是另一种传奇。11岁从天津移居香港，在皇仁书院夺得十优状元后，在普林斯顿、普渡大学一路攀登，如今成为美国西北大学建校175年来首位华裔校长。他甚至获邀成为美国国务卿科技顾问，参与制定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横跨学术、产业与国策，这种全方位发挥影响力的舞台，恰恰是香港目前尚难提供的。

李、蒋的故事说出了香港人才发展政策的两个对立面，犹如硬币的两面——一面是香港基础教育有点石成金的能力，另一面是本地高端产业与学术生态留不住人的尴尬。

事实上，选择效仿蒋蒙、李竞存“远走”他国的优秀中、大学毕业生，每年都有，但最终回归香港的却只有十之一二。大量人才外流，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选择。数据显示，香港本地大学毕业生全职职位空缺从2022年约8万个，急降至2025年的约3.1万个，初级职位几近消失。

再者，或许是香港运营创科产业的成本太高，虽然政府大力支持，但产业发展出现“倒三角”畸形——少数顶尖科学家回流担任院长，但中层的研发工程师、初创技术骨干岗位严重不足。试想一下，一位在港完成教育的优秀人才，若想在人工智能或半导体领域深耕，却发现在香港少有选择，但当这些人在海外觅得职业发展后，想要再邀请他们回归香港，难度与成本就大大提高。

另一方面，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也成为内地与海外人才不敢轻易来港发展的主要障碍。截至2024年底，各项人才计划累积获批超40万宗，但在首批约3.3万名面临签证续签的高端人才中，实际提交申请者仅过半。试想一下，香港连续多年蝉联全球最难负担楼市首位，人均居住面积仅170平方英尺；加上子女教育衔接、配偶就业等配套服务缺失，许多人才因为家庭考虑，最终选择离开。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香港究竟能否从全球人才的“育苗室”、“中转站”，蜕变为真正的“目的地”？要改变“人才输出地”的宿命，香港的人才战略必须考虑从三个方面升级。

首先人才引进要与产业适配。招募贤才并非“大门敞开”，而是根据香港具体发展需求“有的放矢”，例如现有高才通计划，虽引入了大量人力，却有不少人流入了保险销售的行业，也无法真正推动香港科创发展，人才适配存在明显问题。未来应该聚焦产业发展的匹配度批出名额，聚焦医疗科技、人工智能、绿色金融等香港具潜力的领域，定向吸引全球顶尖青年科学家来港深造并落地生根。同时，可参考新加坡“研究、创新与企业2025计划”，为领军人才提供五年以上的稳定资助，减少短期考核压力。

再者，针对真正需要的人才，留下来比引进来更重要。政府可考虑设立“人才服务专窗”，一站式处理子女国际学校学位、配偶就业辅导、广东话及文化适应课程。一个稳定下来的家庭，才会真正把香港当作“家”，让科研人才看到扎根希望。

第三方面，要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与产业的发展与兴盛相结合。真正留住人才的，首先是匹配的发展岗位。在大学的考评与晋升机制方面，鼓励教授与产业联合申请专利、创办衍生公司，真正打通“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要优化市场，譬如应利用其国际化法治环境与知识产权保护优势，主动吸引医药巨头、半导体设计公司、金融科技企业在港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中心。亦可考虑提供“战略性锚定企业”税务优惠，并要求其承诺一定比例的本地招聘与研发投入。 

香港要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能只满足于个别高端人才的回归，而是要打造一个可让天下英才都愿意来落地生根的环境。当越来越多优秀毕业生的就业首选，不是纽约、矽谷、伦敦，而是留在香港，借助大湾区的优势，既可享受辽阔的中国市场，也可放眼国际舞台。这样，香港才算真正成为国际人才聚集的高地。

（本文作者杨莉珊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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