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通社5月21日电（香港中通社记者 崔隽）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能以近乎零物理成本穿透行政与制度边界，其流动能汇聚产业链信息，催生新业态和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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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在广州启动。这是全球首个在“一国两制三关税区”框架下探索数据跨境流通的制度创新试验。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助理院长严兴接受香港中通社采访时指出，内地的安全管控框架、香港的国际金融规则接口、澳门的法律兼容性，三者组合能够激发出任何单一体制内无法产生的制度方案。“这是‘一国两制’在数字时代最深刻的价值升维，也是大湾区‘数据特区’能否真正立得住的核心命题。”

严兴认为，大湾区“数据特区”的独特性有多重全球意义。首先，它为“全球南方”提供示范。过往发展中经济体常面临两难：坚持数据主权可能被边缘化，接受西方规则则让渡主权。若大湾区能证明在坚持数据主权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实现高水平开放，将为“全球南方”构建自身数字治理框架提供参照。

同时，它试图提供美欧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严兴分析，当前全球数字治理呈二元态势：欧盟以GDPR输出“布鲁塞尔效应”，美国以平台生态推行“矽谷模式”，两者都带有规则强加性。中国已形成以数据主权和安全优先的自身框架，但更多体现为防御性管控。数据特区的战略价值，在于可将这一防御性存在升级为面向国际社会的制度公共品——不强加、不捆绑，为各国提供一种可自主选择的治理替代方案。

此外，严兴认为，“数据特区”的更高追求在于将制度差异从潜在负担升格为制度红利。内地的安全管控框架、香港的国际金融规则接口、澳门类似欧盟的法律兼容性，三者组合能激发出任何单一体制内无法产生的制度方案。

尽管近年粤港澳三地在数据跨境制度上已有积累，但企业在实际操作中仍会面临“合规迷宫”。在严兴看来，“数据特区”的破局逻辑，是把原本压在各企业身上的合规重担，通过公共平台集中承接。

具体而言，在法律政策层，其定位为“规则连接器”，推动联合执法指引，探索区域性“数据单一窗口”；在技术层，构建跨境可信数据空间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技术底座；在运营成本层，集中提供合规评估等服务，降低中小企业门槛；在战略信任层，以横琴、前海、河套、南沙四大合作平台为试验场，积累实证经验，逐步建立制度互信。

“数据特区真正的贡献，在于把制度差异从企业的麻烦变成大湾区的资产。” 严兴强调，三套法律体系并存本是合规成本来源，若能通过“差异共存、规则互认、技术互通”机制将其功能化，便构成了特区区别于一般自贸区的特殊价值。

数据流通畅通后，哪些领域将最先受益？严兴指出三个产业：金融、医疗和跨境供应链。

数据畅通后，跨境征信、联合授信、跨境财富管理的合规成本将大幅下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与内地庞大资产池之间能建立有效连接。

三地医疗数据基本割裂的状况也有望改变，为跨境医疗协作、罕见病联合研究奠定真正的数据基础。

另外，作为全球制造业集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供应链数据的实时共享能直接压缩库存、缩短交货周期，这对珠三角众多中小制造企业而言关乎生存竞争力。

对普通居民而言，最可感知的变化是日常生活中那些反复填表、重复认证的“摩擦”消失了。跨境就医不必重新建档，在港工作的内地居民申请金融服务不必两头跑，子女跨境上学的资质核验可网上完成。“这些变化听起来很小，但对每天往返两地的数百万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质量提升。”严兴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