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4月28日电（记者 王丰铃）日本高市早苗内阁加快为“新军国主义”制度松绑的步伐。高市27日在首相官邸召开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首次专家会议。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纳入“大佐”等旧日本军队官阶。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图片来源：新华社

高市早苗在会上主张，日本必须自主推进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确保持续作战能力为长期战做好准备，在海上保安能力、网络安全、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推进相关举措。此外，增加防卫费、确保稳定财源也是会议主题。高市内阁力争年底完成“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修订。

参会人员除了日本AI和经济安保领域专家之外，还有媒体机构高管等方面专家，总计15人。据日媒报道，与会专家也探讨了推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日美同盟“延伸威慑”实效性，促成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等，这部分或涉及“无核三原则”修改。

值得关注的是，据日方消息，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包括“大佐”等，与旧日本帝国军队所用存在重合，近日已激起日本国内舆论质疑和反对。

高市内阁最新动向，还包括考虑承担费用加强驻日美军设施的抗打击能力，高市5月将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防卫相同月将出访印尼和菲律宾，寻求进一步发展防卫合作。此外，高市内阁拟派经产相5月访华出席APEC会议。

青年日本问题学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陈洋28日接受香港新闻网、香港中通社专访，对以上问题作出解析：

1、日方打算如何修改“安保三文件”？加入哪些内容？

陈洋：按照日本媒体报道，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27日在首相官邸召开首次专家会议。专家会议将在今年秋季结束前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总体来说，首次会议还是释放出不少重要信号。

一来，专家会议名称变化，折射日本政府安保防务逻辑的根本变化。4月27日，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专家会议的完整名称是“从综合国力出发考虑安全保障有识之士会议”（以下简称“综合国力会议”），而2022年时任岸田文雄政府为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而牵头成立的专家委员会名称为“综合考虑作为国家实力的防卫力有识之士会议”（以下简称“国家实力会议”）。这两个名称虽然看起来非常相似，但它们代表了两个不同阶段、不同任务侧重的专家委员会。

岸田政府的“国家实力会议”，侧重的是如何将防卫力视为国家实力的核心，并研究如何筹措防卫费、加强防卫产业以及提升自主防卫能力。它的产出直接影响了2022年版“安保三文件”明确大幅提升防卫费、拥有“反击能力”、加强西南诸岛部署等。高市政府的“综合国力会议”的重点不仅在于增加防卫费开支，更在于“如何统筹”，也就是审视在纯粹的防卫力之外，如何将经济力、情报力、技术力、人才力等总综合国力有效转化为安全保障能力。因此，从此次专家委员会的名称，便基本可以把握2026年版“安保三文件”的总体基调，即“以综合国力提升国家安全能力”，而这意味著与2022年版“安保三文件”将呈现出本质的不同。

二来，专家委员会人员构成，折射日本政府将打造综合国力。首先，日本“专守防卫”将被进一步掏空。同样是修订“安保三文件”，岸田政府的“国家实力会议”与高市政府的“综合国力会议”最大的不同不在于人员数量（前者为10人，后者为15人），而在于“综合国力会议”日本自卫队官员首次进入政府牵头成立的专家委员会——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这是非常罕见的。山崎本人在日本安保防务上的立场相对激进，特别是去年6月曾提出重新修订“无核三原则”的建议，带头挑动战后日本红线。山崎成为“综合国力会议”成员，或意味著2026年版“安保三文件”在核等敏感问题上将出现某些颠覆，而一旦如此势必进一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

 其次，“经济武器化”。为维护自身霸权，美国近年来频繁将原本互利的经济往来、供应链、金融网络与技术标准，刻意变成胁迫、遏制或伤害他国的工具，以实现政治或战略目标。而在近期的美以伊冲突过程中，伊朗尽管在军力上不如美国，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则直接影响了美国自身的经济，成为“经济武器化”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在高市政府的“综合国力会议”中就包含了经济安保、产供应链的东京大学教授铃木一人，再加上高市本人曾担任过经济安保担当大臣，这意味著2026年版“安保三文件”将会增加经济安保方面的内容，加速“经济武器化”进程。

2022年，岸田政府在修订“安保三文件”前，先后组织了4次专家会议，并最终在同年12月底完成修订。参考先例，预计高市政府接下来也将组织4次专家会议，并将于今年8月左右完成“安保三文件”的框架。由于“安保三文件”并不需要日本国会审批，仅由内阁决议的方式便可通过，意味著高市政府今年底将大概率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只是，相较于2022年的时候，执政党内部还有奉行“和平主义”的公明党进行牵制，而如今执政党内部完全缺少了牵制力量（日本维新会积极支持发展安保防务），则预示著2026年版的“安保三文件”或将更加激进，而这无疑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2、稍早前日方已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放宽武器出口，又启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未来呢？一步步的路径是什么？

陈洋：从解除“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限制，到启动“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表明日本的安保防务政策已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预计今后大概率将沿著制度松绑-能力扩张-同盟一体化-宪制突破的路径逐步推进。具体来说，

第一，进一步扩大武器出口范围。解除解除武器出口限制，日本将积极扶持本国军工产业发展，同时加大对东南亚、澳大利亚以及欧洲伙伴的武器装备出口，以此来加深相互间的安全绑定。

第二，持续提升进攻性军事能力。近年来，日本已著手打造“反击能力”，从部署远程导弹，到发展太空网络战力量。那么，在今年底顺利完成“安保三文件”修订后，相关能力建设将进一步制度化，日本自卫队职能也将从“专守防卫”继续向“区域投送与联合作战”转变。

第三，加强日美同盟作战一体化，并推动印太地区的多边安全网络。日本将加强与美国的指挥体系衔接，同时推动日美韩、日澳、日菲以及与北约的合作，使其在印太地区承担更多前沿角色。这意味著日本不再只是美国盟友，更希望成为地区安全架构的主导参与者。

第四步，为修宪或事实修宪铺路。即便正式修改和平宪法仍面临国内阻力，日本也可能通过法律解释、特别立法、扩大自卫队权限等方式，实现“先现实突破、后宪法确认”的渐进路线，使战后和平体制进一步被架空。

3、自卫队官阶调整命名包含“大佐”，即使在日本国内也掀起反对声浪，称呼变更的深意和影响是什么？

陈洋：自卫队官阶命名的调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术语变化，而是涉及历史记忆与国家安全路线的变化。

一来，“大佐”一词与旧日本帝国陆海军军阶体系高度关联，公众容易联想到战前军国主义时期的军队结构、侵略战争及殖民历史。因此反对者认为，这类称呼变化看似行政技术问题，实则是在淡化战后日本与旧军国体系的切割界线。

二来，这反映日本推动“军事正常化”的长期趋势。近年来日本持续扩充防卫预算、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放宽武器出口，并强化日美同盟作战协调。军阶名称若向传统军制靠拢，象征意味在于提升军人职业认同感、强化组织威信，并为自卫队向“正规军化”迈进营造社会氛围。

事实上，军阶命名调整虽属表面变化，但其深层意义在于政治信号：日本正尝试在制度、心理与象征层面逐步突破战后体制，其外溢影响也会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

4、除了修改内部法案，高市内阁多方联络周边国家，渲染“中国威胁论”，谋求加强与周边各国安全合作。是要打造对华包围圈？能做成哪些事？

陈洋：高市内阁此举，不单单是打造传统意义上的“对华包围网”，而是打造所谓的“多层次制衡体系”。

在东北亚方向，高市内阁积极推动日韩、日美韩安全合作常态化，包括共享情报、联合演习和海空协调机制。此举意在提升对地区热点问题的快速反应能力。在西南方向，日本不仅积极推进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而且与澳大利亚不断推动“准军事同盟”关系，并向东南亚国家进行武器装备的出口，以此将日本影响力向南海及周边海域延伸。在域外，日本加强与北约、北约成员国的安保防务关系，使欧洲力量更多介入亚太地区，形成跨区域联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相关动向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面临明显的限制：一来，地区国家不愿选边站队；二来，许多国家更重视对华经贸合作；三来，日本自身面临财政压力、少子老龄导致的兵员不足，以及国内民意分化。因此，日本能做成的事情，是打造更多安全合作节点和议题联动，但很难真正改变亚太地区的力量结构。

5、高市还要承担费用加强驻日美军设施的抗打击能力。日本的经济状况，能否支撑高市未来的强军扩武路线？

陈洋：日本经济状况很难持续支撑高市强军扩武路线。

一来，日本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牵引。时下，人工智能、机器人成为全球竞争的新赛道，并直接关系到各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但现在的日本，不论是在新能源汽车，还是人工智能研发、机器人制造方面，都明显落后于中美两国，沦为世界第二乃至第三梯队。日本经济早已深陷“失去的三十年”，而如今若无法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牵引的话，那么日本经济未来势必会进一步萎缩，而经济的低迷，必然难以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

二来，日本经济自身面临多重严峻挑战。时下，高市早苗领导的日本，不仅面临日元贬值的长期挑战，更面临基于日元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进口原材料成本飚升等现实问题，特别是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所带来的石油供应问题，更是让现在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鉴于这些经济挑战并不是短期内就能迅速解决的，所以这也使得高市的强军扩武路线很难得到落实。

6、日本拟派经产相5月访华出席APEC会议，这是中日关系陷入冰点后，首次有阁僚访华计划，能达到日方所希望的成果吗？

陈洋：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5月访华出席APEC会议，并不是中日双边关系出现了某些改善，而是日方借助APEC这样的多边会议，间接实现了访华。鉴于当前中日关系因高市涉台错误言论，以及日方在历史、军事方面的一系列挑衅举动而深陷低迷，那么作为高市内阁现任大臣的赤泽来华，具有明显的试探性和信号意义。但能否达到日本方面所期待的成果，恐怕还要看日方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日方目标是恢复高层沟通渠道、避免关系继续恶化，那么此次访问有望取得一定成果。阁僚往来本身就是政治气氛缓和的象征，可为后续外长会谈、领导人会晤、经贸部门磋商创造条件。尤其在地区局势复杂、全球供应链承压背景下，中日保持沟通符合双方现实利益。

但如果日方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在核心矛盾上取得突破，则难度较大。当前中日关系症结仍在于政治互信受损，尤其是日方在台湾问题、安保政策、对华遏制叙事、配合域外战略部署等方面的举动，持续冲击两国关系政治基础。若这些根本问题不调整，经贸层面的改善空间也会受限。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5月的来华，可以成为中日恢复接触的一个契机，但难以替代政策层面的实质调整。中日关系能否真正回暖，关键仍取决于日方是否回到理性务实轨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