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调查烧秸秆屡禁不止

　　【央视调查烧秸秆屡禁不止】机场跑道旁火光冲天，高速路边浓烟弥漫。这是央视记者在黑龙江、吉林等多地实地调查近5个月后看到的场景。2026年3月，刚刚审议通过的《生态环境法典》对秸秆焚烧管理作出进一步规定。法典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科学精准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同时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露天焚烧此类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这一规定与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精准划定禁烧范围”相呼应，标志着我国从早期的“全面禁烧”向精细化管理转变。然而，禁烧区内的焚烧乱象依然触目惊心。

　　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旁边的立功村，焚烧点离机场跑道不到500米。记者在现场看到，秸秆焚烧连成一片，升腾起大量浓烟，每隔几分钟就有飞机起降，却没有任何人监管。记者用手机地图测量，最近的一个焚烧点距离机场跑道仅385米。继续往前走，在机场航站楼旁边的高速路旁又发现了一个着火点，在这里甚至能看到机场航站楼“哈尔滨”的字样。

　　当天晚上，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发布的天气报告显示：天气为“烟”，哈尔滨市道里区空气质量指数为重度污染，当日全国排名倒数第一。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秸秆焚烧影响机场运行。就在去年的11月22日，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因周边烧秸秆突发雾霾，跑道实测能见度骤降至100米，48架航班被迫备降，172架航班集体取消。生态环境部统计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秸秆焚烧形成的烟雾，曾导致石家庄、昆明、襄阳等多个机场飞机无法正常起降。

　　高速公路旁的情况同样令人揪心。在吉林省松原市八郎镇，一边100多米处是珲乌高速，下面是一条快速铁路桥，另一边不到200米是长白公路。这样一个敏感区域本应属于禁烧区，记者却发现了多个火点，现场无人值守，焚烧面积达几公顷。记者向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求证，对方明确表示“公铁沿线一公里范围是不能烧的”。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沈大军指出，采取精准禁烧政策后，机场这类区域如果发生秸秆焚烧，会影响能见度，进而威胁交通安全甚至航空安全，所以必须划定为禁烧区。

　　禁烧区焚烧屡禁不止，背后是农民的现实困境。“这玩意不烧吧，来年春天不好弄，焚烧能减少虫卵。”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韩甸镇一位村民道出了很多农民的想法。传统观念里，焚烧秸秆既能消灭病虫害，又能让草木灰中的钾肥沃土壤，可谓一举两得。

　　事实真的如此吗？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研究员曹志艳对此进行了长达7年的跟踪调查，在全国各产区采集了超过4000份样本。她发现病虫害的发生原因相当复杂：“焚烧以后也不代表着一定就能完全控制这些病虫害的发生，好多病虫害是除了秸秆里边的、土壤里边的，还有就是随着风雨传播过来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批岗位科学家董金皋进一步解释：“自然界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土壤里的微生物有有益的，也有有害的，把有害微生物烧死了，有益微生物也会烧死。”

　　焚烧秸秆确实能让土地的钾肥有所增加，但不同作物对氮磷钾的比例需求各不相同，并非某一项指标越多越好。把秸秆烧掉后，有机质无法还田，土壤肥力和疏松程度都会下降，土地反而更加板结。

　　除了传统观念，更深层的原因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随着能源结构转型，秸秆从之前的“主要能源”变成了“沉重负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分析：“秸秆在一些地方就可能被农民认为是没有用的，那怎么办？只好采取焚烧、一烧了之的措施，这侧面反映我们综合利用技术和能力的不足。”

　　在哈尔滨市双城区，记者遇到一位从事秸秆收购六七年的经纪人。他坦言生意越来越难做，现在秸秆的主要出路还是电厂焚烧和堆肥，但有机肥用量有限，综合利用企业无法盈利，生存困难，秸秆收购价格自然上不去。而对农户来说，如果不能及时处理秸秆，它就会影响来年耕种，与其花钱费力处理，不如一把火烧掉。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农作物秸秆产量在8.7亿吨左右。这背后是一本沉甸甸的“生态账本”和“经济账本”。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秸秆的表述已从过去的“禁烧管控”改为“提升综合利用能力”。这意味着政策思路正在转变：除了精准禁烧，还要强化秸秆的综合利用，最大程度发挥其资源价值，这才是长久之计。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姚宗路认为，最终解决路径有两条：“一个是通过科技创新，或者攻克一些技术难点。第二是把秸秆转化成更好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这样才能用得更好。”

　　在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记者看到了“点草成金”的希望。这里的科研团队历时三年攻关，已能够在常温常压下用秸秆制造出石墨烯。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研究员王端超介绍：“现在做的小规模实验，100公斤秸秆可以得到10公斤的黑色石墨烯粉体，现在按克卖，价格大约在3000元每克左右，可以降到每克百元级。”这项技术一旦成熟应用，不仅能解决农村实际问题，还将把秸秆变成取之不尽的“城市矿山”。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立欣在审议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时注意到，法典里有两条都和秸秆有关。一条是“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对秸秆、落叶等进行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工业原料化、食用菌基料化等综合利用”，另一条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科学精准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她常年扎根田间，深知农民面对的现实矛盾：在偏远地区、机械化收割作业困难的地方，不烧怎么办？如果病虫害比较严重，不烧可能导致下茬作物病虫害增加，又该怎么办？

　　赵立欣认为，秸秆高值利用仍面临关键技术瓶颈突出、产业竞争力不强、收储运体系不健全、政策支持体系尚不完善等现实挑战。她建议将秸秆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纳入“十五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同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县域典型和产业园区样板。

　　常纪文指出，在允许有组织焚烧以后，对于那些不按照规定焚烧的行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严格处罚，这样可以大幅减少违规现象，让大家形成自觉自愿的习惯。禁烧区焚烧问题屡禁不止，根源在于有明确的禁烧区，却无人监督、无人组织。秸秆治理亟待基层提升管理能力，进行有效组织和引导。

　　从“全域全时禁烧”到“精准划定禁烧范围”，再到“提升综合利用能力”，政策思路的转变已经清晰。但纸面上的规定要转化为田埂上的实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地方政府的“组织”变成“组织围观”、“指导”沦为“纸上指导”，农民依然会陷入“想烧不敢烧、不烧没法种”的困境。

　　当前，京津冀和长三角等地区已划为全面禁烧区域，限烧区域也要求在扩散条件较好的“窗口期”有序焚烧。秸秆的出路问题越发紧迫。专家指出，应加大扶持综合利用的科技投入和研究，拓宽秸秆综合利用的深度和广度，让成型的技术路径尽快落实到田间地头，不仅解决秸秆的出路问题，也为农民增收打开另一条渠道。

　　哈尔滨机场跑道旁那片火海提醒我们：禁烧区不是画在地图上的线，而是关乎航空安全、人民生命财产的红线。而要让这条红线真正被尊重，光靠“堵”远远不够。当秸秆有了更好的去处、更高的价值，农民自然会从“不敢烧”变为“不用烧”。这既是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初衷，也是秸秆治理的真正破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