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劫掠的中国文物该归还了
【日本劫掠的中国文物该归还了】“这对石狮,就是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从辽宁海城掠夺来的。”站在靖国神社“第一鸟居”前,前东京新宿区议员长谷川顺一向记者指着那对伫立百余年的石狮,语气沉重。左侧雄狮台座上,“大清光绪二年闰五月初六日敬立”的字样清晰可见;右侧雌狮则刻着中国直隶地区村民的敬献信息。130年过去了,这对承载战争耻辱的石狮,至今仍被刻意安置在靖国神社入口处的显要位置。它们不是普通的雕塑,而是被当作“战利品”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活证据。
“日本劫掠的中国文物该归还了”——这条热搜近日刷屏网络。3月19日,社评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日本军国主义者曾长期在中国实施系统性暴行,利用侵占中国领土之机,大肆掠夺中华文化珍宝,对中国文化遗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瑰宝的窃夺,更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滔天罪行的铁证。
日本劫掠中国文物的罪行,板上钉钉。
这种系统性、大规模的劫掠,至少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劫掠时间跨度长。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宫中顾问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就撰写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并得到日本政府和军队的背书。日本对中国文物的系统性破坏和劫掠,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前,长达半个多世纪。
二是劫掠地区广。日本侵华数十载,我大半国土先后沦陷,导致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类型文物沦落日本手中。三是劫掠数量多。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结束,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共约1879箱、360万件,遭到破坏的文化古迹除东北外就达741处。学者估计,日本拥有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大多数都是侵华战争期间被劫掠到日本的。
靖国神社只是掳日中国文物被当作“战利品”宣扬的冰山一角。“头号流失国宝”唐鸿胪井碑所藏的日本皇居“御府”,则被称为“另一座靖国神社”。
这块立于公元714年的石碑,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靺鞨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1908年4月前,日本占领军以所谓日俄战争“战利品”为幌子,非法拆解唐鸿胪井碑及碑亭,将其装船运至日本,献给日本天皇。至今,这块重达9.5吨、刻有29个字的石碑,仍被秘藏于日本皇居“御府”之中。
日本民间团体“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发起人、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多年来致力于敦促日本返还掠夺文物。他向记者披露,该会曾在靖国神社发现一块刻有“震出东方”的石额,对方仅表示“此物疑似为军方相关人士所送,具体情况不详”。“我们推测,这或许是尚不为人知的所谓‘战利品’。”
为敦促返还掳日中国文物,“推进会”前后5次与靖国神社交涉。除首次交涉中靖国神社方面出面会谈以外,此后便以“无法回应”为由拒绝见面。靖国神社社务所在回应记者问询时,对“归还战时被掳文物成为国际主流共识,是否考虑与中方开展相关沟通”这一提问,始终未予答复。
面对日本政府的百般推诿,中方证据却越来越扎实。
2026年1月16日,《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在上海发布。这部典籍由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等编纂,首次完整廓清碑石“立碑—存留—被掠—秘藏”的百年轨迹,构建起一条扎实严密、无可辩驳的证据链。
据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介绍,该中心已完成唐鸿胪井碑流失日本的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形成完整证据链,还原了日本以日俄战争“战利品”为由,非法劫掠唐鸿胪井碑及碑亭的事实。新书发布仪式上,编委会向日方代表赠书,双方共同发表宣言,呼吁日本政府尊重历史事实,遵循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国际共识,纠正历史错误,早日返还唐鸿胪井碑。
一濑敬一郎告诉记者,在《总汇》正式出版前,上海大学的学者们2025年10月就专程来到日本,将书稿交予“推进会”。10月16日,他们在国会议员陪同下,同日本外务省官员就返还被掠夺的中国文物交换了意见,并委托其向日本皇居宫内厅转交一份书稿。谈及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的反应,一濑称,“日方应该也意识到这份即将出版的刊物是得到中国政府认可的,所以他们比以往更加重视,态度也很谨慎”。
不过,外务省是否将书稿转交给宫内厅仍然存疑。宫内厅广报负责人在回应记者问询时表示,“没有看到相关内容”。当被问及是否接收最新证据时,该负责人称“不好说”。
宫内厅还辩称,唐碑被认定为“国有财产”,因此没有将其认定为战利品的资料。而外务省则将皮球踢回,表示最终能否返还文物由外务省决定。
这种推诿在过往追索中屡见不鲜。2005年,中华唐鸿胪井碑研究会赴日期望实地考察,日本官方拒不承认文物的掠夺属性,宫内厅断然拒绝参观申请,仅通过有关部门转交了5张模糊的近景照片。时任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等人亲赴东京,在外务省与皇居门前通过警卫递交返还诉求信函,但未得到日方任何回应。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指出,尽管唐鸿胪井碑的流失发生在百年前,当时国际法体系尚不完善,但日本以“战利品”名义掠夺中国文物并将其界定为“国有财产”的行为,即便无直接适用的国际条约可以约束,其非法性与非道义性也毋庸置疑。
从国际法层面看,中国要求日本返还文物拥有充分依据。20世纪初,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海牙公约》。其中,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明确禁止交战国破坏、劫掠对方国家的文化财产,“任何扣押、毁灭和有意损害均应受法律追究”。该公约载明的战争法规则已被公认为习惯国际法。因此,日本侵华期间破坏、劫掠中国文物违反了该公约及其确立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同样作为二战战败国,德国主动、系统地返还了其劫掠文物与艺术品,改善了与受害国的关系,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这为日本返还劫掠的中国文物提供了范例与对照。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错误地宣称,由于中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所以现在无法进行对日文物追索。霍政欣明确指出,这一观点毫无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涉及的是政府层面的战争行为赔偿问题,而日本在华大肆劫掠文物及其他非法行为并不在这一范畴。二者在国际法上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权利。中国要求日本返还被劫掠的文物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韩国曾为追索文物提供了成功先例。1978年,韩国学者崔书勉在靖国神社发现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被盗运至日本的北关大捷碑,经过朝韩双方的长期努力,最终促使日本于2005年10月返还。日本还曾于2011年将在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时期据为己有的《朝鲜王室仪轨》等1205册古籍文物返还给了韩国。
霍政欣称,尽管日韩返还文物具有特殊历史背景,但这些成功案例对于中国追索文物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追索之路并非坦途,但薪火相传从未止息。
自1911年学者乔德秀写下《南金乡土志》,发出国宝流失第一篇记述,历代有识之士研究呼吁不辍。1995年,白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王仁富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碑拓新解论文。2001年,他与同道成立了中国首个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此后,大连大学、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等机构相继成立研究组织。
2014年至2024年间,大连714志愿会团队与有关学者们数十人辗转于多国的拍卖场、旧书市场、档案馆等地,发掘出百余件填补空白的新史料,比如日俄战争前唐鸿胪井碑在旅顺黄金山下原址远景定位照片、1923年该碑及碑亭被掠入日本皇宫的首张照片,以及记录日本海军劫掠战利品的内部电报等。
追索者中,有些人没能等到果实成熟的这一天。王仁富、童增分别于2023年、2025年相继离世。童增生前曾多次向记者表示,“要求日本政府归还文物困难重重,希望有生之年能追回中国文物”。他毕生奔走的事业,却遗憾没能等到文物回家。
“临终前,童老师反复叮嘱我:‘小崔你绝对不能放弃,我们有责任把属于中国的文物追回来!’”志愿者崔宝娟的话语里是无尽的缅怀。
2026年1月23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向日本发出照会,要求日本在六个月内归还唐鸿胪井碑及另外十八件文物。这不是简单喊话或请求,而是明确划出时间线。过去中方对日本政府多以“希望”“呼吁”表达立场,这次则直接提出时限要求。
中国选择2026年采取行动,并非随意之选。这一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160周年,日本国内也在反思近代化道路是否建立在别国牺牲之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5年通过新规定,把战争期间掠夺的文物列入永久追索清单。
日本内部的态度也在慢慢改变。2025年有议员在国会提出《战争掠夺文物返还法案》,虽然没有通过,但第一次承认了非自愿流失的文物应当归还。东京大学一份内部报告指出,唐鸿胪井碑是唯一完整记录唐朝中央官制和东北治理情况的实物,比青铜器更有价值。
不过日本宫内厅私下评估,担心如果归还这块碑,接下来朝鲜和蒙古也会要求归还其他文物,所以一直用“保管复杂”作为理由拖延。
“日中之间最核心、最严峻的问题仍然是战争问题,返还战争期间掠夺至日本的中国文物,是清算日本历史罪责的重要一环。”一濑敬一郎如是说。
历史不容篡改,遗产不容掠夺。日本劫掠的中国文物,该归还了。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不容剥夺的权利,也是与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的丑恶行径展开斗争的有力武器。
正如社评所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要求日本返还被劫掠的文物,是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必要之举。
坚决不让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成为“最后的战俘”——这是中日两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山河遗珍,长夜盼归。这场跨越世纪的归途,承载着无数人的心愿:让所有被掠夺的文物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