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建议彩礼不超过6万元

　　【代表建议彩礼不超过6万元】“和男朋友谈了9年，因为彩礼谈崩了。”岁末年初，社交平台上类似的吐槽层出不穷。动辄二三十万的彩礼，让原本喜庆的婚事蒙上阴影。202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贵港市图书馆馆长李燕锋提出建议：出台统一标准，彩礼金额不超过6万元。这一建议的提出，直击当前高额彩礼治理的核心痛点。李燕锋在接受采访时直言，高额彩礼现象源于人情社会中的攀比心理。“同样是这个地方的，你的彩礼那么多，我的少了，就好像很没面子。”这种“价格内卷”让彩礼水涨船高。

　　李燕锋以一位女性朋友的亲身经历为例：朋友结婚时彩礼是6.8万，婚后生育两个孩子，但到小叔结婚时，彩礼涨到了10.8万，她顿时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一家尚且如此，不同的县乡、省市，则可能愈加“没有底线”。

　　她在调研中还了解到，浙江某地一对农民夫妻，儿子娶媳妇要28万彩礼，此外还要五金，“一场婚礼下来，要花四五十万。”这笔钱，几乎是整个家庭的积蓄。

　　李燕锋指出，高额彩礼加重了结婚成本，叠加孩子教育成本等因素，让年轻人“望而生畏”。“为什么以前结婚、生孩子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现在却阻力增大？有很多因素，但高额彩礼是最大的阻力之一。”

　　更令人警惕的是，高额彩礼还催生了骗婚、婚托等违法犯罪行为。李燕锋认为，不光农村存在“高额彩礼”问题，城市里也存在，不少家长从中年开始就省吃俭用，为下一代攒彩礼钱。

　　针对这一现状，李燕锋建议出台一个统一标准。“尽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我建议彩礼金额不超过6万元。”她认为，只有明确规定，才能刹住这股不良风气。

　　与李燕锋的“统一标准”思路不同，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沧州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炳启则提出，应因地制宜，以家庭年收入的2-3倍作为当地彩礼的上限标准。

　　石炳启有着8年的乡村治理经验。2018年从北京退休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来，他在移风易俗、尤其是婚俗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五部曲”工作方法。

　　石炳启告诉记者，越是偏远、落后的农村，结婚、彩礼的负担往往越重。“在转变观念上，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相对容易；相反，农村地区转变观念较难，加上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更有脆弱性，因此，解决农民的高额彩礼难题，更为关键。”

　　他的“五部曲”包括：建队伍、立规矩、教育宣传、实施行动、总结评比。首先，大庄村把红白理事会纳入村两委班子的管理范围，分成思想工作组、事务组、炊事组，各司其职。“乡村的优点是，有事儿村民都可以互相帮助，包括吹鼓手，都是义务的。”

　　第二步是制定规矩。村里就彩礼限额等问题制定相关规定制度，包括婚礼宴席的桌数、酒的价格，但标准不能太死板，要考虑到不同乡村的产业和经济水平。大庄村划出彩礼5万元以下、酒席不超过12桌、婚车最多6辆的“硬杠杠”，由老村委会改建的红事大厅也免费供大伙儿使用。

　　第三步是宣传教育。石炳启教育的内容包括：高彩礼的危害，低彩礼的例子，低彩礼结婚的观念，“以及从古至今什么叫爱情，什么叫人生。”他坦言，听起来可能有些老生常谈，甚至“讨人烦”，但那些结婚的新人和家属们，在被提醒后往往都能接受。

　　第四步是村干部的执行方法要个性化。石炳启利用自己在周边村里的威望，担任许多婚礼的证婚人。“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中国好人’，我去证婚，大家也觉得光荣。”

　　前不久，一位拉萨女孩嫁到大庄村，女孩的父母到来后，经石炳启的宣传，接受了“结婚是爱情的结果”“结婚不是买卖婚姻”等观念，最终双方“低彩礼”举办婚礼。石炳启称，村里在乐队、宴席方面提供了帮助，整场婚礼不仅极具民俗特色，还为新人家庭节省了七八万元。

　　经过几年努力，河间市多个乡镇的彩礼水平保持在平稳略降的态势。“在一些地方彩礼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大庄村所在的附近几个乡镇一般是5万到8万彩礼，这是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标准。”

　　几年下来，石炳启越发热衷，“零彩礼太绝对，不一定符合人情伦理和风俗习惯。”因此，倡导“低彩礼”更容易被接受。最近几年，大庄村顺利实行了彩礼不超过5万元的规定。

　　李燕锋和石炳启均提到，对于一些实行“零彩礼”或低彩礼的家庭，可考虑给予激励机制。李燕锋建议，“能不能为这种家庭的创业担保、贷款，或者产业、就业扶持方面，提供一些政策倾斜？”要从“强制规定”和“政策激励”双重手段下手，才能对抑制高额彩礼起到实质作用，“让大家回归婚姻平平淡淡的本质，都结得起婚、生得起娃。”

　　这正是石炳启“五部曲”的第五步。村里在每年的工作总结、全村大会时，对低彩礼的行为会发证书、牌匾予以表彰，有适当机会时，村里还会在创业上给予支持。

　　在工作过程中，石炳启也秉持一个原则，即不因彩礼问题拆散一桩婚姻。“不能因为有些人坚持要给高额彩礼，就强制干预。只要大的风气在改变，就是成效。”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石炳启对风气改变之难深有体会。他指出，一个地方可以经过努力把彩礼价格降下来，但当今的人员交流已不限于三乡五里，跨地区、跨省联姻普遍，因此单靠一个地方的治理远远不够。“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儿，也不是一个乡镇、一个县能解决的事儿。它是一个全社会互相影响的事，所以需要上下共同发力。”

　　这一判断与中央一号文件的最新表述高度契合。今年2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

　　多位专家指出，高额彩礼治理的核心，并不在于简单压缩数额，而在于通过更具吸引力的现代生活方式与制度供给，自然替代陈规陋习的生存土壤。当“低彩礼”能换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当“零彩礼”也能风风光光办婚礼，当跨省联姻不再因标准不同而扯皮，彩礼才能真正回归“礼”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