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第八届立法会首次大会审议制定特区发展愿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规划议案，并获得在席会员一致通过之后，特区政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12日召开第十次会议，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领导全体司局长为本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以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标志著香港特区在全方位融入国家大局的发展进程中，深谋远虑地制定特区发展中长期规划，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规划，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更标志著香港特区治理水准的进一步提升：从过去对国家规划的“政策承接”，提升至“主动对接、战略配合”的发展新阶段。

李家超在会议上明确要求各政策局成立预备小组，并开展准备工作，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内容和细节正式公布时，预备小组便转为对接“十五五”规划编制机构，目标是在今年内完成对接“十五五”规划的“香港五年规划”，以便构建系统性的政策框架，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对重点发展领域作出更全面及精准的战略部署，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积极制定发展愿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规划，是香港特区从“特殊行政区”迈向“治理引领区”的关键步骤。制定有法，实施得当，推动得力，融合得益，不仅能让香港在国家发展蓝图中占据更主动的位置，能够更加精准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更能倒逼香港内部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改革与治理效能的全方位升级。

长期以来，香港的经济发展，凭借自由港和简单低税制吸引全球资本，形成周期性的发展氛围。这种模式在全球化顺风期成效显著，但在面对深层次产业结构单一、土地房屋瓶颈、创科转化乏力等“老大难”问题时，，尤其是作为国际自由港，面临著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时代，单纯依赖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自发调节已显疲态迟钝，更加难以发挥“两制”的独特优势。

特区政府今次制定规划主动对接对接的施政举措，并非是对香港自由市场传统及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否定，而是与时俱进对“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升级，这种转变恰恰从法治层面体现了香港行政主导的宪制优势。

国家“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攻坚期，其规划重点必然聚焦新质生产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人工智能、碳达峰碳中和等战略议题。香港若仍停留在“规划公布后再由各政策局分别研究适配”的阶段，必然错失国家持续高质量稳步发展的窗口期。如今“预备小组”前置，意味著香港试图将自身的痛点（如财政赤字压力、北部都会区资金缺口）与国家的战略需求（如人民币国际化、生物科技自立自强）进行并案前瞻、协同处理、同步发展。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贡献换支持”的博弈思维——通过主动承担国家在某领域的试点或攻坚任务，来争取相应的政策与资源倾斜，展现了特区治理由被动期待中央支持转向主动服务并贡献国家所需的战略性变化。

纵观香港以往的规划对接，常陷入“口惠而实不至”的困境。究其根源，在于特区政府的“条块”结构：政策局各自为政，规划愿景往往在跨部门协调中消磨殆尽。特首李家超此次明确提出“各政策局成立预备小组”并最终整合统筹合成“香港五年规划”，就是管治思维模式的一次历史性的变革。

为实现今年内完成对接的目标，建议特区政府在以下三项机制设计方面敢于破局勇于创新。

一是建立“双首长制”的对接专班。建议每个政策局的预备小组由政治委任的副局长与资深政务官员共同牵头。前者负责与国家部委进行政治沟通和政策协调，后者负责技术层面的数据模型与财政测算。这种“政治协调+技术统筹”的二元结构，能避免规划沦为空谈，让规划能够确保既有前瞻性，又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

二是引入“规划沙盒”压力测试。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未公布前，香港应基于国家“十四五”中期评估及近期高层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设定若干高概率出现的战略议题（如低空经济、绿色金融标准互认、人工智能），督导预备小组在虚拟环境中先行设计政策工具包，待国家规划公布后，直接将“测试版”转为具操作落实的“正式版”。

三是构建财政与规划联动的硬约束。过往香港的规划常因财政司审批环节的掣肘而缩水。建议此次“香港五年规划”直接与精准的中期财政预测挂钩，明确哪些专案属于“对接国家战略必须项”，在财政资源配给上享有优先顺序。唯有将规划构想转化为具财政支撑的发展愿景，战略部署才能真正落地。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宏大叙事中，香港切忌“全盘通吃”，而应聚焦四大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具有特区优势的领先领域进行精准嵌入：在金融领域。从“互联互通”升级为“标准共建”。国家“十五五”必然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计价向储备资产跃升。香港不应仅满足于扩大沪深港通额度，而应主动承接“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的区域枢纽功能，协助国家制定具有国际认可度的绿色金融标准。这既是香港“两制”的专长，也是国家急需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

同时，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国家需确保关键领域的创新链不受地缘政治干扰。香港可利用“一国两制”下的国际区位优势与制度优势，在北部都会区设立“跨境数据试点”和“生物医药便利化通道”，吸引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服务内地市场的“离岸研发中心”。这既能盘活北部都会区开发，又能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缓冲区。

从更深层次看，“十五五”规划的主动对接，将产生超越经济领域的治理溢出效应。首先，有助于重建香港社会的“发展型预期”。过去几年，香港社会弥漫著一种短期避险情绪。当特区政府以清晰的时间表（今年内完成）和路线图（预备小组转对接组）展示中长期规划时，实质上是向社会资本释放强烈信号：香港的未来是可预测、可规划的，发展机遇是可把握的。这对于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吸引人才回流具有潜移默化的虹吸效应。

其次，能够推动管治人才的专业化转型。要求政策局负责人提前研究新质生产力、银发经济等复杂议题，客观上倒逼官员从“事务型”向“专家型”转变。当官员们需要与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部委的专业司局进行实质性业务对接时，将有助打破并彻底摈弃传统的萧规曹随的管治思维。

最后，制定发展愿景并主动对接国家发展规划，强化了“一国两制”的制度韧性。通过规划对接，香港将国家战略需求转化为本地发展的动力，既避免了被边缘化的风险，又以实际贡献证明了“两制”对国家现代化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一种更高水准的制度自信制度创新制度升级。

从消极的自由放任，到积极的规划引导；从被动的政策跟跑，到主动的战略并跑，香港正在转向如何作为一个拥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在大国博弈的惊涛骇浪中为自己设定航向。当然，再精准的顶层设计，最终仍需落到一寸一寸的土地开发、一个一个的专案审批、一笔一笔的财政拨款上。今年内能否拿出高质量、可落地的“香港五年规划”，不仅关乎“爱国者治港”能否真正兑现为治理效能的提升，更关乎能否确保特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香港已无暇沉湎于过去自我陶醉的荣光，它必须在这场国家规划的可持续发展繁荣的盛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座位新坐标新方向新路径。制定发展愿景，对接国家发展规划，就是特区持续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完）

（本文作者为香港立法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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