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不够了?多地中小学拉响“警报”

　　【学位不够了?多地中小学拉响“警报”】2026年2月，广州、东莞、西安、长春、杭州等城市的教育部门相继发布学位预警，部分区域和学校明确表示，2026年适龄入学人数将超过现有学位供给能力。这场席卷全国的学位危机并非突然爆发，而是人口出生率波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城镇化进程加速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当“入学难”从一线城市蔓延至新一线城市，甚至下沉至县城，这场危机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信号？又将如何影响每个家庭的未来？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我国迎来新一轮生育高峰。2016年和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分别达到1786万和1723万，创下21世纪以来的峰值。这些孩子于2022年、2023年进入小学，直接导致2023年全国多地小学学位“红色预警”。例如，杭州预估招收12.5万名小一新生，实际报名人数却达15万，超出部分令教育部门措手不及。然而，生育高峰如昙花一现。2020年，全国出生率首次跌破10‰，降至8.52‰；2022年进一步下滑至6.77‰；2023年仅为6.39‰。出生率的断崖式下跌，使得学前教育率先拉响警报——2023年全国幼儿园数量比上年减少1.48万所，在园幼儿人数减少534.57万。这场“排浪式”人口冲击正从学前教育向义务教育阶段传导：小学学龄人口已于2023年达峰，初中学龄人口将于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则预计在2029年迎来峰值。

　　尽管各地通过新建、改扩建学校、租赁学位等方式扩大供给，但学位紧张问题仍未缓解。以广州为例，2026年已有天河、海珠、白云等八个区发布学位预警，涉及超80所中小学。其中，天河区13所小学和2所初中明确优先接收“老业主”子女，房产证时间成为入学“硬指标”；黄埔区因企业密集、年轻家庭涌入，学位需求年增幅超6%，2025年义务教育总人数近15万，2026年增至近16万。

　　非中心城区的学位压力同样不容小觑。增城区23所公办中小学学位紧张，花都区首次发出预警，华南师范大学附属花都学校等名校成为家长争夺的焦点。这种“中心城区拼房本、非中心城区拼增量”的现象，折射出学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优质教育资源集中，而人口流动却呈“多点开花”之势。

　　出生率的持续下滑，意味着未来学位需求将逐渐减少。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调研显示，当地中小学生数将在2024年达到8.92万的峰值后逐年下降，至2033年降至5.3万，仅为高峰时期的59.4%。这一趋势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城市越大，在校生人数跌速越慢；城市越小，跌速越快。这一变化对教育规划提出严峻挑战：若继续按高峰期标准扩建学校，可能导致未来学位闲置；若缩减投入，又可能加剧当前学位紧张。如何平衡“近期需求”与“远期风险”，成为教育部门必须回答的命题。

　　学位预警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使得热点学校学位“一位难求”，而普通学校却面临生源不足。例如，广州天河区华阳小学、龙口西小学等“顶流”小学，因教学质量高、师资力量强，成为家长挤破头也要争取的目标；而增城区部分新建学校，因配套不完善、师资薄弱，即使学位充足也难以吸引家长。这种“择校热”进一步加剧了学位供需矛盾：热点学校学位紧张，非热点学校学位闲置，导致教育资源浪费。如何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为破解学位危机的关键。

　　城镇化加速，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广州、东莞等制造业重镇学位需求激增，如东莞塘厦镇2026年学位不足，传统教育布局受挑战，教育部门需动态调整资源。学位预警加剧家长焦虑，家长为让孩子进热点学校，提前购房、参与竞争、支付高额择校费，如广州天河区“拼时间”入学规则推高学区房价格。学位供需失衡致热点学校“大班额”，普通学校生源不足、师资流失，如广州白云区与增城区学校分化，影响教育公平与质量。

　　出生率下降和人口流动加速，教育资源配置将从“扩张”转向“优化”，教育部门需盘活存量、精准投放增量，如北京、浙江做法。各地要加强学龄人口数据监测，建立预测模型，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如杭州、北京做法。通过集团化办学、教师轮岗等措施缩小校际差距，让家长无需“挤破头”也能享受优质教育，如北京门头沟区、浙江做法。

　　根据人口流动方向动态调整教育资源，在人口流入密集区域新建学校，在人口流出区域优化存量资源。例如，广州通过“渡峰扩优计划”，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5万座；天津计划新增学位1.7万个，甘肃计划增补义务教育学位2万个。

　　将教育规划与人口政策、城市规划相结合，形成协同效应。例如，北京通过高校新校区建设、提高容积率等方式，扩大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浙江以“学科-平台-空间-产业”逻辑链条一体统筹高校分类卓越发展，提高重点领域培养层次。

　　学位预警的背后，是人口结构变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城镇化加速等多重挑战的集中体现。然而，危机也孕育着转机：它迫使教育部门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规划”，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单一治理”转向“多元协同”。2026年，当“入学难”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更需要以理性态度审视这场危机：它不仅是教育领域的挑战，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唯有通过科学规划、精准施策、协同治理，才能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学位危机成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