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不够烧了”

　　【“垃圾不够烧了”】“我们以前埋垃圾，现在挖宝藏。”江苏省常州市的市民用一句玩笑，描述着眼前“考古”般的景象：一台台挖掘机正轰隆作响，将一座已封存十年的垃圾填埋场重新挖开。这些被挖出的陈腐垃圾，正被送往急需“燃料”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不是孤例。近年来，从河南鹤壁到浙江绍兴，再到正在进行全国最大规模垃圾山搬迁的深圳玉龙填埋场，越来越多城市正将目光投向陈腐垃圾。曾被视作“城市伤疤”的填埋场，如今竟成了保障垃圾焚烧厂运行的“战略储备”。一场从“垃圾围城”到所谓“垃圾不够烧”的深刻转变，正席卷中国许多城市。

　　这种转变背后，首要原因是中国垃圾焚烧产能的爆发式增长。2016年，全国垃圾焚烧炉的单日设计处理能力仅为23.8万吨；到2024年，这个数字已飙升到惊人的116.6万吨。这一规模远超《“十四五”规划》设定的日处理80万吨目标，使得垃圾焚烧早已取代卫生填埋，成为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绝对主流。

　　然而，巨大的设计能力与实际需求之间出现了显著错配。数据显示，当前全国垃圾焚烧厂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仅在60%左右，意味着约40%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大量焚烧炉不得不“烧三停一”或长期单炉运行。在陕西渭南，因六座垃圾焚烧厂互相“抢”垃圾，部分炉子经常被迫停运。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以特许经营模式为代表的制度设计，一度鼓励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热情，也促使部分区县在规划时对未来垃圾产生量过于乐观。另一方面，垃圾分类的推行，特别是厨余垃圾被分出，也客观上减少了进入焚烧厂的垃圾量。

　　产能过剩问题并非全国均质分布。总体呈现“东部吃不了，西部吃不到”的复杂格局。燃烧的炉火，大多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的经济发达地区。在江苏，全省90座焚烧厂中，有30%因垃圾不足而开工率不稳；在上海，部分焚烧炉的停运率高达50%。这些地区的居民，已经能较为从容地应对“垃圾该怎么扔”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一些小城市、县城和广大农村地区，情况则截然不同。由于垃圾收运体系不完善，“一个村一个坑”的分散填埋依然普遍，垃圾难以进入正规处理体系。比如，近日在四川凉山州金阳县，就出现了混合垃圾在金沙江边随意倾倒焚烧的情况，对水源地构成潜在威胁。这恰恰说明，全国性的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并未均等地覆盖每一个角落。

　　“垃圾不够烧”的另一面，是中国垃圾处理技术的全面飞跃，它恰恰是环保进步带来的“幸福的烦恼”。十多年前《垃圾围城》纪录片中的景象令人揪心，而如今，中国已攻克了垃圾焚烧发电的核心技术，从引进消化走向自主创新，并在焚烧装备、炉温控制、废气处置等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这种技术实力不仅体现在高标准排放上，更形成了闭环的循环经济体系。例如，垃圾焚烧后的炉渣能被制成标准砖；先进的筛选技术甚至能从灰渣中提取稀有金属。在深圳，中国自主研发的7级烟气处理系统，已能确保污染物被处理到极低水平后排放。我国垃圾焚烧发电的处理总量，已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总和。

　　面对产能局部过剩、区域不平衡的挑战，行业并非束手无策。垃圾焚烧企业正通过拓展一般工业固废、污泥协同处置，以及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降本增效，寻求新的增长点。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引导。2025年底，国务院印发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固废十条”）正式出台。与以往单纯依靠财政投入的环保政策不同，“固废十条”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其核心目标是重整经济脉络，构建一个不依赖补贴、真正良性的循环经济体系。它要求各地必须科学规划、统筹布局垃圾焚烧设施，严控新增产能的无序扩张。

　　从令人窒息的“垃圾围城”到需要挖出陈年垃圾的“燃眉之急”，这一转变如同硬币的两面。一面，折射出中国环保事业的巨大成就和技术自信；另一面，则暴露出规划超前、区域失衡等新的管理挑战。解决“垃圾不够烧”的问题，不仅需要市场与政府“两只手”协同发力，打破壁垒，科学调配，更需要行业从规模扩张的“建设时代”，真正迈向精细化、高质量运营的“价值时代”。未来，中国固废处理的答卷，将不再只是焚烧炉的数量，而是整个循环经济体系的智慧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