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员猝死当天5次访问公司OA系统

　　【程序员猝死当天5次访问公司OA系统】深夜催问“还没回来吗”的妻子，再也等不到那句“马上到家，飞奔而来”的回复了。2026年1月，一位广州程序员的猝死新闻刺痛了无数人，其生前身后被工作“紧追不舍”的细节——尤其是猝死当天5次访问公司OA系统的记录，像一面冰冷的镜子，照出了数字时代“永不下班”的残酷现实。这起悲剧不仅关乎个体健康的崩盘，更尖锐地将居家办公、隐形加班与工伤认定的模糊地带，推至公众讨论的中心。

　　2025年11月29日，一个普通的周六，成了32岁程序员高广辉生命的终点。清晨，他对妻子说“有点不舒服，要到客厅那坐一会儿，顺便处理一下工作”。没人料到，这句寻常话语竟成永别。当他在客厅晕倒后，尽管已无法站起，意识尚存的他依然惦记着工作，叮嘱妻子带上笔记本电脑去医院。在前往车库的电梯里，他倒在妻子怀中，开始剧烈抽搐。尽管邻居接力进行心肺复苏，尽管救护车呼啸而至，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仍未能挽回他年轻的生命。下午1点，医院宣告其临床死亡，死因为呼吸心跳骤停（阿斯综合征）。而就在这惊心动魄的周六上午，他的浏览器记录显示，他至少5次登录了公司OA系统。

　　讽刺与悲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被加倍放大。就在他于医院抢救室与死神搏斗之时，上午10点48分，他的微信被同事拉入一个新的技术工作群；11点15分，群里弹出消息：“高工帮忙处理一下这个订单”。冰冷的工作指令，对咫尺之外正在发生的生死抢救一无所知。这并非终点，当晚9点09分——在他已被宣告死亡整整8小时后，一条私聊消息再度亮起他的手机屏幕：“周一一早有急任务，今天验货不过，要把这个改下”。这像极了某种荒诞的寓言，系统与协作工具仍在不知疲倦地运转、指派任务，默认另一端的人永不掉线。而他的企业微信记录显示，事发当天，他的部门恰好有4项工作任务到了截止日。

　　高广辉并非初入职场的新人。他28岁便晋升为部门经理，工位上有三块屏幕，桌下备着拖鞋和行军床，这是他作为“奋斗者”的日常配置。妻子李女士的聊天记录，是一部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编年史：无数个夜晚，她的追问从“还没回来吗”开始，得到的回复通常是“还要解2个bug”、“有个突发情况要支援”、“再打个电话”。小区监控则忠实记录下他生前最后一周的身影：工作日最早到家时间是21:38，最晚是22:47。他曾对妻子解释为何必须陪同团队加班：“你难道希望你一个人周末加班，你领导在家吃香喝辣吗？” 他曾为人事批准下属休假，而当被问及自己时，他的回答是：“暂时不用了，目前业务压力比较大……我要跟兄弟们一起扛。”

　　这位出身河南、童年曾捡拾废品换取零花钱的青年，依靠“努力，努力再努力”的信念，一步步从拮据的学生成长为技术骨干。他热爱代码，视之为实现价值的途径，但这份热爱最终被无休止的“待命”状态所吞噬。在数字工具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界限的今天，他的家，早已成为另一个延伸的工位。

　　悲剧发生后，其所在公司已向广州市黄埔区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然而，认定过程面临一个核心法律困境：他倒在家中，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岗位”或“工作场所”。尽管浏览器记录、工作任务截止日都强烈指向他当时正在进行工作，但“居家办公”状态下的工伤认定，依然依赖于是否能证明他当时“处于工作状态”。法律在飞速演进的劳动形态面前，显露出令人心焦的滞后性。

　　高广辉的猝死，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的不仅是同情与哀悼，更有物伤其类的共鸣与深刻的行业反思。在程序员社群和相关报道的评论区，“下一个可能就是我”的忧虑广泛蔓延。当“奋斗”被异化为对健康的无限透支，当“敬业”的边界被模糊至生命的终结之后仍在接收工作指令，我们需要反思的远不止个体的选择。这起事件，迫使全社会重新审视数字时代劳资关系的本质：当一根网线就能将人变成24小时在线的“数字劳工”，企业的管理责任与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边界，究竟应该划在哪里？

　　高广辉书桌上那本未拆封的游戏机，和那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新疆自驾游计划，成为这场“拼命”叙事中最沉默也最沉重的注脚。他的离去警示着所有人：在生命的等式里，健康是那个最基础的“1”，一旦失去，后面所有的功名、成就与期待都将归零。而对我们所处的社会而言，如何构建一个不让奋斗者以生命为代价的制度环境，让每一句“下班”都能真正兑现，让每一次深夜的呼唤都能等来温暖的回应，是这个悲剧留给时代最严肃的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