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女孩追星数月消费近15万元

　　【14岁女孩追星数月消费近15万元】一则“14岁女孩追星数月消费近15万元”的消息在2026年1月下旬引发广泛关注，它将一宗已经司法判决的案件再次推入公众视野，也揭示出“饭圈”文化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的深层机制。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巨额零花钱的故事，更是一场关于情感裹挟、圈层规则与法律边界的复杂讨论。事件的中心人物是2007年出生的女孩小童（化名），她是一位偶像团体成员的粉丝。而另一位关键人物是出生于1999年的阿伟，他不仅是同一位偶像的崇拜者，更是其应援团队的负责人之一。利用这个身份，阿伟在某线上平台开设了一家店铺，专门高价出售该偶像的周边物品。这些交易的真正目的并非单纯售卖商品——阿伟将店铺所得用于购买该偶像的应援专辑，目的是获取专辑附赠的打榜投票权，从而在数据上为偶像“助力”。

　　正是在这个精心构建的消费场景里，尚未成年的小童用母亲和朋友的手机号注册了平台账号，开始了她的“氪金”之路。短短数月间，她在多家店铺累计消费了惊人的近15万元，其中仅阿伟的店铺，就在一个月内消费了6万余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消费多发生在夜间。直到多笔大额支出被母亲察觉，这场疯狂的消费才被迫中止。在与平台及店铺协商退款无果后，小童的母亲最终选择诉诸法律，主张这些交易无效。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网络购物合同是否有效。承办法官林冬华指出，此案的特殊性在于交易双方——原告是未成年人，被告是成年人；交易标的也非普通商品，而是价格虚高的明星周边。法院审理认为，小童作为一名14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密集的大额消费，这完全超出了她这个年龄和智力应有的认知范围。她的监护人（母亲）在事后也并未追认这些消费行为。因此，小童的消费行为欠缺法律上有效的民事行为能力要件。

　　法院进一步揭露了阿伟行为的性质。表面上，他是在出售明星周边并提供服务，实质上却是在变相为明星艺人打榜筹集资金。更关键的是，根据粉丝群的聊天记录，阿伟在销售时明知小童是未成年人。为了刺激销售、筹集更多打榜资金，他甚至以小童在应援会抽奖中中奖为由进行“奖励”，主观上存在放任甚至鼓励其大额消费的意图。基于这些事实，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因违反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规定及公序良俗而无效。一审判决阿伟向小童返还43600元，二审维持了原判。

　　这起个案判决虽已生效，但它像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饭圈”世界中那套扭曲的运作逻辑。在许多类似的粉丝圈层里，花钱追星被建构为一种核心的“融入”方式——似乎只有投入“真金白银”，才能证明自己是“真爱粉”，才能获得群体的认同。互联网为这种高情感浓度、强排他性的社群提供了封闭的“活动场所”。在这里，通过出钱、应援、打榜来表达对偶像的爱，成为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消费金额往往直接关联着在组织内的话语权和成就感。

　　这种氛围对价值观尚未成型的未成年人构成了系统性压力。专家分析指出，诱导往往并非直接索要钱财，而是通过反复模糊情感支持与金钱付出的界限，潜移默化地将消费与“支持偶像成长”、“不掉队”捆绑在一起。一些未成年人长期处于“不花钱就不配参与、不够忠诚”的精神重压之下，消费行为本身已偏离兴趣，异化为维持群体身份、避免被边缘化的被迫手段。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教授张鸿巍指出，这种行为模式已符合“网络欺凌”的特征，即通过营造权力不平等，对不积极“氪金”者进行言语排挤和标签化，实施蓄意的情感伤害。

　　案件折射出的治理难点同样复杂。一方面，“饭圈”活动常呈现跨平台、有组织流转的特点，行为隐蔽，给监管和取证带来困难。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刘晓春主任指出，平台、资本与流量明星有时会成为某种“算法共谋者”，平台设计的复杂打榜规则和“解锁福利”等机制，本身就在直接刺激非理性重复消费。随着治理行动的深入，一些集资行为甚至转向暗网或使用暗语，追踪难度极大。

　　治理这一“隐秘的角落”无疑是一项长期且动态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监管部门提升对异常话术和集资行为的技术识别能力，并加强跨平台的信息协作。同时，也有专家呼吁完善法律法规，对明确诱导未成年人进行非理性消费的关键个人和组织规定相应责任。而最终，筑牢保护青少年的“防火墙”，离不开家长、学校的共同努力，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引导其建立理性、健康的消费观与价值观。这起天价追星案的意义，正在于它以司法判决的形式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红线，并警醒社会：不能让未成年人的纯粹情感，在扭曲的圈层规则和逐利算计中被肆意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