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总理韩德洙一审获刑23年

　　【韩国前总理韩德洙一审获刑23年】“内乱”—— 2026年1月21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用这个分量极重的词汇，为2024年12月3日时任总统尹锡悦宣布的“紧急戒严令”盖棺定论。随之而来的是一张长达23年的刑期判决，对象是曾位极人臣的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法院认定，韩德洙涉嫌“协助内乱头目、执行内乱重要任务及作伪证”。这一判决不仅远重于检方此前求刑的15年，更标志着一场席卷韩国政坛最高层的司法风暴，在历经波折后，迎来了关键的阶段。判决次日，人们看到一位76岁的前总理，其政治生涯以黯淡的囚徒身份收场，背后是韩国社会被政治动荡反复撕裂的惨痛现实。要理解韩德洙的判决，必须先回到那个动荡的起点——2024年12月3日。当晚，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突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戒严状态。这一举措迅即引发轩然大波，国会次日凌晨便通过决议要求解除戒严。此后，韩国政局陷入巨大动荡：尹锡悦本人先后经历了停职、拘捕，最终被弹劾罢免。而作为当时的政府“二把手”，时任总理韩德洙也随即被卷入风暴中心。事件调查由专门的“独立检察组”（特检组）负责。检方指控韩德洙的核心罪责在于“未能履行牵制总统滥用职权的宪法职责”。具体来说，特检组指控韩德洙在戒严前夕，不仅没有积极阻止尹锡悦，反而主动参与“完善”了戒严令的法律程序，通过召开特定内阁会议为其披上“合法”外衣。当国会与宪法法院要求其说明情况时，韩德洙声称对戒严文件“毫不知情”，这后来又被控方提交的监控录像证据驳斥，使其背上了“作伪证”的指控。这一系列行为，在法院最终的判决中被定性为对“内乱”的实质参与与协助。

　　韩德洙的司法之路充满戏剧性反转。就在判决一年多前，他还曾暂时“安全上岸”。2025年3月，韩国宪法法院优先审理了对韩德洙的弹劾案，并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驳回，使其重返岗位。法院当时认为，并无证据显示他“积极参与”了紧急戒严。这一判决让外界一度认为针对韩德洙的法律追责可能告一段落。

　　然而，针对“紧急戒严”事件的独立刑事调查并未停止。2025年8月，特检组正式以涉嫌协助内乱、作伪证、制造虚假公文等多项罪名对韩德洙提起公诉，并申请对其予以逮捕，以防止其毁灭证据或潜逃。不过，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以“不存在灭证或潜逃风险”为由，驳回了这一羁押申请。

　　审判过程聚焦于韩德洙行为的主观意图。特检组强调他“反复翻供，态度始终不配合、毫无悔意”。而韩德洙的法律团队则极力辩护，声称其召开内阁会议等行为，初衷是为了劝阻总统而非协助违法，认为这构不成参与旨在颠覆宪政秩序的“内乱”。

　　检方在2025年11月的结案庭审中，请求判处韩德洙15年监禁。而法院最终判决的刑期高出8年，达到23年，这一结果背后体现了多重因素的叠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罪名性质的极其严重。法院将“12·3紧急戒严”定性为“内乱”，这是韩国《刑法》中关乎国家根本宪政秩序的重罪。一旦此定性成立，任何与此相关的协助或执行行为，都会被置于一个极高的量刑起点上。

　　其次，是韩德洙作为前总理的特殊身份和责任。法院采纳了检方观点，认为作为当时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和内阁首长，他不仅未能履行宪法赋予的制衡总统权力的职责，反而成为非法行动的“协助者”和“执行者”，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对国家法治的破坏性远大于普通参与者。

　　再者，其被认定的多项具体罪行加剧了惩罚力度。判决书指出他不仅“执行内乱重要任务”，还涉及“制造虚假公文”和“作伪证”。这些行为被认为是在事中协助违法，事后掩盖真相，显示其并非被动卷入，而是主动、持续地参与其中，主观恶性较大。

　　最后，法院在量刑时很可能也考虑了他缺乏悔意的庭审态度。法律通常会对积极认罪悔过者给予一定宽宥，而韩德洙方面除伪证罪外基本否认了其他指控，这可能使得法院在自由裁量权内选择了更重的刑罚。

　　韩德洙案的一审判决，绝不只是一场针对个人的法律审判。它更像一束强光，照进了韩国社会肌体上那道名为“政治对立”的深刻裂痕。

　　这一判决直接为前总统尹锡悦即将面临的、作为“内乱头目”的审判，设立了重要的司法先例和参照基准。它将“紧急戒严”事件彻底钉在了“违宪违法”甚至“构成犯罪”的历史耻辱柱上，也预示着韩国司法机关决心对此事件进行彻底清算。

　　然而，司法的盖棺定论，未必能弥合社会的情感分裂。从弹劾案审理期间的社会调查就可见一斑，当时的民调已显示民众在此议题上立场对立鲜明。支持者与反对者各自相信着截然不同的叙事，韩德洙案的重判，可能会在部分群体中引发对“政治迫害”的指控，而在另一部分群体中则被视为“正义的伸张”。韩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极化现象，并不会因为一纸判决而自动消解。

　　更深层的问题是，反复上演的政治清算，尤其是针对前总统及其核心幕僚的司法追责，似乎已成为韩国政坛的某种“周期性宿命”。这种模式在实现个案正义的同时，也不断消耗着社会的信任与团结，让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受到挑战。

　　法律最终给出了它的答案，但关于权力、责任与忠诚的诘问，却可能长久地回荡在韩国的政治天空。23年刑期，为一个政治生命画上了句号，却也开启了对一个国家创伤时刻的痛苦审视。这束冰冷的司法之光，能否真正穿透政见对立的迷雾，照见弥合与重建的前路？或许，这正是判决之后，留给韩国社会更为艰难的考题。当权力的野心冲决了宪法的堤坝，最先被淹没的往往是法治本身；而当司法试图重塑秩序时，它所面对的早已不单是几个失落的个体，而是一整个时代需要缝合的精神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