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用纠结“扶不扶”了

　　【再也不用纠结“扶不扶”了】1月13号，在卫健委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根据《民法典》第184条，自愿紧急救助造成损害，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之后再也不用纠结“扶不扶”了。‌‌这句话，不仅是法律条文的宣读，更是给全社会的一剂“强心针”。它宣告了那个“想救不敢救、救了反被讹”的荒诞时代，正在从根基上被撼动。“扶不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全民性的社会之问，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时间回溯到2006年，南京发生了一起影响深远的案件——彭宇案。在此案一审判决中，法官的一句“按常理推断”，让助人者陷入自证清白的困境。尽管案件最终以和解告终，但其产生的“涟漪效应”却持续蔓延。此后，类似的“扶老人被讹”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每一次相关报道都像一块投入水面的石头，在社会心理的池塘中激起“好人难当”的阵阵涟漪。这种社会焦虑逐渐演化成一种集体性的行为退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先拍照取证再施救”成为了许多人的无奈选择。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在现实风险面前变得如履薄冰。人与人之间最朴素、最宝贵的信任感，在这种持续的社会讨论中被不断磨损。面对“扶不扶”带来的社会信任危机，法律必须做出回应。《民法典》的编纂和实施，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其实，在《民法典》颁布前，我国一些地方性法规就已经开始尝试为善意救助者“松绑”。例如，早在2013年，《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 就率先出台，明确提出了“诬告陷害救助人要担责”的原则。此后，多地也相继出台了类似规定，试图在司法实践中为救助人“撑腰”。

　　但这些地方性法规效力有限，且标准不一。直到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其中第一百八十四条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自愿紧急救助免责”的原则。该条款的核心要义非常明确：只要救助人是出于善意，且情况紧急，即使救助过程中因经验不足、操作不当等非故意或重大过失，对受助人造成了一定损害，救助人也不需承担民事责任。从地方探索到国家立法，“扶不扶”问题在法律层面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统一且有力的答案。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一部良法，如果只停留在纸面，无法深入人心、成为行为指南，其社会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26年1月13日新闻发布会上的重点说明，正是推动《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从法律条文走向社会共识的关键一步。

　　为什么是卫健委来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量需要紧急救助的场景都与健康和生命直接相关。突发心梗、中风、意外摔伤、交通事故……这些在公共场所最可能遇到的紧急情况，恰恰是最需要路人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却又最容易被“扶不扶”顾虑所阻挠的。

　　卫生健康部门的官方重申，具有特殊的权威性和导向性。它不仅仅是在普法，更是在向社会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鼓励施救、保护善举，是医疗卫生事业和相关公共政策坚定不移的价值取向。这种来自主管部门的明确背书，极大地增强了法律的现实感和可信度，有助于消除公众心中最后的疑虑。

　　在欣喜于“好人法”撑腰的同时，也需要对法律条文本身有清晰、准确的理解，避免走入新的误区。首先，“善意”是前提。救助人必须是出于帮助他人的目的，而非别有用心或恶意伤害。这是适用免责条款的道德基础。其次，“紧急”是关键。救助行为必须是在情况危急，受助人的人身、财产等权益面临现实、紧迫危险时实施的。对于非紧急情况下的普通帮助行为，法律有其他的调整规范。

　　再者，“免责”有边界。《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免除的是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的损害责任。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救助人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造成损害，例如在救助过程中明显违背基本常识、采取极端错误方式导致严重后果，则可能不适用免责条款。此外，公众需明白，法律保护的是救助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损害”责任，但不意味着救助人有法定的义务必须施救。见义勇为依然是高尚的道德选择，而非强制的法律义务。

　　法律的完善只是第一步。要让“毫不犹豫地扶”真正成为社会常态，还需要一系列社会配套措施的协同推进。一方面，要持续加强普法宣传。卫健委的发布是一个极好的开端，后续需要通过社区宣传、学校教育、媒体解读等多种形式，让“好人法”的内容和精神家喻户晓，让人们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如何正确行使救助行为。

　　另一方面，可以探索建立社会性的救助保障和奖励机制。例如，一些地区尝试设立“见义勇为”专项基金，对在救助过程中自身受到损害的好心人给予医疗救助和物质奖励；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针对施救者的意外保险产品；在医院等机构开辟绿色通道，优先救治因施救受伤的人员。这些措施能从经济和社会层面为善行再添一层保障。

　　最后，对于极少数诬告陷害救助人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坚决打击和严厉惩处。不能让“好人流血又流泪，恶人偷笑又得利”的悲剧重演。只有让诬陷者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才能从根本上净化社会风气，重塑“好人有好报”的朴素信念。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的明确，以及卫健委在发布会上的郑重宣示，标志着“扶不扶”这道缠绕社会多年的道德选择题，终于迎来了一道清晰的法律必答题。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个体善行提供了坚实的免责盾牌，更在于为国家层面的价值取向确立了无可置疑的坐标。当法律的刚性保障与社会治理的柔性支撑相结合，我们便有机会重塑一个“善行受保护、恶举遭唾弃”的公共空间。一个社会的文明高度，最终不是用摩天大楼来丈量，而是用人与人之间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毫无畏惧的善意来标定。从此，“扶不扶”不应再是令人迟疑的诘问，而应成为我们毫不犹豫的共同行动——因为每一次伸手，托举起的不仅是一个需要帮助的生命，更是整个社会向善的信念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