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为“天价彩礼”划红线

　　【最高法为“天价彩礼”划红线】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正式为“天价彩礼”划出红线，明确区分了彩礼与日常消费的界限，并对购房、购车款等大额支出如何界定作出规定。这一批典型案例的核心在于划清了三条关键界限，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首先，明确了以婚姻为目的给付的购房款、购车款等大额款项具有彩礼性质，可按照彩礼裁判规则处理。在“赵某诉李某案”中，李某答应在赵某为其买车后办理结婚登记，赵某于是给予购车款15万元。其次，区分了消费性支出与彩礼给付行为。恋爱交友期间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属于情谊行为范畴，不宜由司法调整。第三，重申了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司法态度。在“郑某诉吴某案”中，双方从相识至办理结婚登记再到分开仅短暂的十余天时间。吴某接收彩礼后结婚10余天就借故离开。随着案例的发布，一个更精细化的彩礼返还规则体系正在形成，法官在裁决时需综合考量多个因素。对于“闪离”情况，人民法院会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例如在“郑某诉吴某案”中，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仅相处了十天。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的情况，如果仅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要求接受彩礼一方全部返还，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在“王某诉孙某案”中，虽然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已达4年，且生育一女，法院因此对返还彩礼的请求不予支持。

　　最高法此番明确“红线”背后，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高价彩礼问题的集体反思。近年来，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甚至出现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

　　在现实生活中，高价彩礼给许多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吴忠市利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青年张海明和唐佳于2025年5月“零彩礼”结婚，成为村里的移风易俗榜样。当地数据显示，2008年-2010年，牛家坊村50对新婚夫妇中，有7对因高额彩礼间接引发家庭矛盾而离婚。

　　为减轻高额彩礼给群众生活带来的负担，多地开始探索改革措施。利通区修订完善了《移风易俗“利八条”》，将婚事新办不铺张、仪式从简不张扬、礼金适度不攀比等倡导性建议，纳入106个行政村的“村规民约”。

　　这批典型案例的发布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建立在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之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4年2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原则、诉讼主体资格等重点难点问题予以规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涉彩礼纠纷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由司法解释起草小组成员共同撰写，详细诠释了条文精神。

　　这批典型案例的实践意义在于为各级法院提供了统一裁判标准。过去，由于缺乏明确指引，不同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判决可能存在差异，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典型案例为普通公众提供了行为预期。现在，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给付属于彩礼，什么情况下需要返还，以及返还比例大致如何确定。对于试图借婚姻索取财物甚至进行婚骗的行为，典型案例传递了明确信号：此类行为不仅可能面临民事返还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彩礼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不同地区的彩礼种类、项目不同。一般而言，各地人民法院应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

　　甘肃华亭市的治理经验值得借鉴。华亭市将20岁以上未婚女青年的母亲列为“重点服务对象”，县乡村三级干部沉下身子，进村入户，网格摸排、上门谈心、炕头唠嗑，把1694位“准丈母娘”的婚嫁想法、彩礼预期摸得一清二楚。华亭市山寨乡峡滩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开设了“丈母娘婚俗新风课堂”，没有主席台，只有接地气的“唠嗑式”宣讲：司法所干部掰开揉碎讲《民法典》，把法律红线划清楚。

　　最高法此次发布典型案例，标志着彩礼治理从司法末端干预向社会前端引导的转变。真正解决天价彩礼问题，需要司法裁判、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家庭自觉的多元共治。

　　各地正在探索的“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模式已初见成效。在华亭市西华镇西塬村，村规民约添上了“硬规矩”，“彩礼不超3万、宴席不超20桌”，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作用，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进移风易俗，有效治理婚丧嫁娶中的陋习等问题。这说明，彩礼治理已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高法为民法典注入了温暖而坚定的现实注脚，在传统习俗与现代法治、个体情感与家庭利益之间寻找着微妙的平衡点。当金钱的算计退居其次，情感的联结方能真正显现其价值。

　　彩礼本应是两个家庭对新人的祝福，是传统文化中对婚姻的庄重承诺。当这份承诺被过度的物质化所扭曲，婚姻的本质也随之异化。最高法此次明确划出的“红线”，不仅是对司法实践的规范，更是对婚姻本质的回归性倡导。最高法为民法典注入了温暖而坚定的现实注脚，在传统习俗与现代法治、个体情感与家庭利益之间寻找着微妙的平衡点。当金钱的算计退居其次，情感的联结方能真正显现其价值。彩礼本应是两个家庭对新人的祝福，是传统文化中对婚姻的庄重承诺。当这份承诺被过度的物质化所扭曲，婚姻的本质也随之异化。最高法此次明确划出的“红线”，不仅是对司法实践的规范，更是对婚姻本质的回归性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