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第2天闪婚 妻子考驾照一去不回

　　【相亲第2天闪婚 妻子考驾照一去不回】近日，金华东阳的刘先生向媒体反映了一起令人瞠目结舌的婚恋事件。今年5月，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他远赴贵州相亲，与张女士相识后，次日便匆匆登记结婚。可这场看似“高效”的婚姻，背后却隐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波折与隐患。刘先生透露，此次相亲过程中，婚介费、彩礼以及各类礼品费用累计高达42万元。本以为花费重金能换来一段美满姻缘，然而婚后仅两个月，7月份，妻子张女士便以“回老家考驾照”为由离开了家，此后便如人间蒸发一般，再也没有回来。刘先生心急如焚，多次尝试联系婚介公司以及女方的亲属，希望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妻子的下落，但始终未能得到有效回应。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向媒体求助，期望能借助舆论的力量解决这场棘手的婚姻危机。当被问及与张女士之间的感情状况时，刘先生的母亲直言不讳：“他们两个根本没感情，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刘先生自己也坦诚表示，在相亲前，他并没有看过女方的详细资料。当时他抱着一种急切的心态，想着去了贵州后当天看对眼就结婚，第二天就去领结婚证。在被问到是否对女方心动时，刘先生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有心动的感觉，是我妈觉得她可以，同意了这门婚事。”而刘先生的母亲则解释说：“我看她脸长得挺漂亮，就想着这门亲事应该不错。”刘先生无奈地诉说着后续的遭遇：“她说回去学车，之后就再也不回来了。”而另一边，张女士也有着自己的苦衷。她表示：“我有点不喜欢他，甚至有点反感。相亲的时候，他说自己的病情没有传染性，结果后来检查发现是有传染性的。而且每次和他聊天沟通都特别费劲，他不当着我的面聊天，总是跑到房间里线上跟我聊。”张女士还抱怨道：“我感觉他就是个妈宝男，什么都听他妈的。有一次，他居然还让他妈来跟我聊天。”刘先生这边也有自己的委屈，他称：“女方也有心脏病的。”面对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婚恋纠纷，婚恋公司的负责人刘女士也做出了回应。她表示，女生在当地的时候，刘先生和他妈妈一个去工作，一个就陪着女生天天在家玩。至于刘先生付给公司的服务费，刘女士称，如果下次刘先生还要通过公司重新找对象，就不用再交服务费了；但如果刘先生决定不再继续找，公司会扣除已经产生的费用，将剩余的部分退还给他。

　　这场花费42万换来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仓促与盲目。双方在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仅凭第一印象和家人的意见就匆匆步入婚姻殿堂，最终落得如此尴尬的结局。这不仅给刘先生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更在情感上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起事件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婚恋问题上，切不可操之过急，理性与深入了解才是走向幸福婚姻的关键。

　　刘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安徽太湖的何先生通过红娘介绍，与贵州女子陆某相识两天后领证，支付彩礼、服务费近30万元。婚后，陆某以“家中有急事”“亲戚结婚”等理由多次返回贵州，最终提出离婚并失联。何先生调查发现，陆某此前已有两次婚姻记录，且存在吸毒史，而相亲时自称“姑姑”的陪同者竟是临时雇来的“群演”。

　　“她连我老家在哪都不知道，就说要和我过一辈子。”何先生苦笑道。更荒诞的是，陆某在半年内与4名男子“谈婚论嫁”，目的直指彩礼。贵阳警方调查显示，部分婚介公司与“职业新娘”团队长期合作，女方每成功“结婚”一次可获数万元报酬，婚介公司则抽取高额中介费。红娘每撮合一对，可获两三万元服务费，头部红娘年收入可达两三百万元。

　　婚介市场的乱象远不止于此。据贵阳南明区民政局统计，辖区内注册婚恋公司超百家，红娘市场自2024年下半年起异常活跃，“婚骗”案例频发。部分婚介公司为牟利，与“职业新娘”勾结，通过伪造身份信息、安排“群演”扮演亲属等手段，诱导客户快速结婚并支付高额费用。一旦钱款到手，便以“感情不和”“家庭变故”等理由怂恿女方离婚，甚至直接失联。

　　更令人震惊的是，此类骗局已形成“产业链”。贵阳警方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婚介公司与“职业新娘”团队长期合作，女方每成功“结婚”一次，便可获得数万元报酬，而婚介公司则抽取高额中介费。这种“双骗”模式（骗中介费+骗彩礼）让无数家庭倾家荡产。

　　尽管受害者纷纷报警，但法律定性却面临困境。以何先生为例，警方虽以“诈骗”立案并刑拘陆某，但婚介公司仅退还了服务费，并要求其签署《合同调解退费终止协议书》，承诺“不再追究任何责任”。小谭的妻子小韦则以“感情破裂”为由拒绝退还彩礼，仅表示“最多退5万”，并要求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婚姻是人生大事，绝非“一场交易”。当42万换不来一句“我愿意”，当结婚证沦为废纸，我们该反思：在追求效率的时代，是否遗失了对婚姻最基本的敬畏？唯有重拾真诚、强化监管、重塑价值观，才能让婚姻回归“以爱为名”的本质，避免更多家庭陷入“人财两空”的悲剧。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对婚姻的认知是否发生了偏差？当“结婚”被简化为“领证+给钱”，当“感情”被量化为“彩礼+服务费”，婚姻的本质是否已被扭曲？这些案件中的受害者，既是骗局的直接承受者，也是社会价值观异化的间接牺牲品。面对婚介乱象，多地已展开行动。2025年4月，贵阳南明区召开婚姻中介机构规范化培训会，81家婚恋服务机构参会，承诺“打击惩治违法违规机构、引导规范经营、震慑劝退不良倾向”。10月，南明区公安局发布《婚前这三件事缺一不可》，揭露“闪婚+双骗”套路，提醒公众警惕“天价彩礼”“快速领证”等风险。然而，治理仅靠政府远不够。婚介机构需加强自律，建立严格的身份核查机制；公众需提高警惕，摒弃“闪婚”冲动，重视婚前了解与感情培养；家庭与社会也应减少对“大龄未婚”的过度压力，尊重个人婚恋选择。

　　法律界人士指出，此类案件的难点在于“主观故意”的认定。若女方以结婚为目的收取彩礼，婚后因感情不和离婚，则属于民事纠纷；但若女方从一开始便伪造身份、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钱财，则构成刑事诈骗。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受害者往往难以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女方的“主观恶意”，导致案件陷入“民事与刑事”的模糊地带。这场悲剧的背后，是社会转型期的多重矛盾。一方面，农村地区适婚男性婚恋难问题突出，部分人因“年龄压力”“家庭催促”选择“闪婚”，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婚介市场监管缺失，部分机构为牟利丧失底线，将婚姻异化为“金钱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