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春”改名要什么精神证明

　　【“丽春”改名要什么精神证明】近日，四川广元市旺苍县女子丽春因申请改名引发的争议持续发酵。这位32岁的普通市民为改掉伴随自己三十余年的名字，四次往返派出所、两次提交正式申请，却因“名字无歧义”被旺苍县公安局驳回。更令舆论哗然的是，警方要求其补充“精神证明”以佐证改名合理性。这场看似普通的姓名变更纠纷，撕开了基层执法中“红头文件”与上位法冲突的冰山一角，引发公众对姓名权保障的深度思考。丽春的改名之路始于2025年3月。她向白水派出所提交申请时称，“丽春”二字常引发同事调侃，给她带来心理困扰。首次申请被拒后，她补充材料再次提交，强调“名字影响职场形象”。然而，两次申请均因不符合《四川省公安机关户政管理工作规程（试行）》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五种例外情形而被驳回。该规程明确“成年人原则上不允许变更姓名”，仅在父母离异、收养关系变更、姓名违背公序良俗等特殊情况下方可申请。旺苍县公安局在问政四川平台回应称：“经审核，‘丽春’不存在歧义，改名理由不充分。”但这一解释未能平息争议——丽春公开的聊天记录显示，警方曾建议其“去精神科开证明，证明原名导致抑郁”。

　　这起事件的焦点，在于地方性规章与《民法典》的直接碰撞。《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二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四川皓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勇指出：“公民改名权是法定权利，行政机关不得增设附加条件。”

　　然而，四川省2018年出台的户政规程却将“原则不允许”作为成年人改名前提。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认为，这种“原则与例外倒置”的立法逻辑，实质是将公民权利转化为行政特许，违背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原则。

　　更荒诞的是“精神证明”要求。心理学专家指出，姓名带来的心理困扰属于主观感受，难以通过医学证明量化。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批评：“要求自证精神损害，本质是让公民为行使法定权利承担举证责任，这构成对人格权的二次伤害。”

　　在旺苍县公安局的办公场所，记者看到一份内部文件标注：“近年来因改名引发的行政诉讼逐年上升，控制改名数量可降低执法风险。”这种将管理便利置于公民权利之上的思维，折射出基层执法的深层矛盾。

　　类似的“玻璃门”现象并非孤例。2023年，江苏某地曾要求公民提供“三代无犯罪记录证明”方可改名；2024年，广东某市规定“改名需全村2/3村民签字同意”。这些土政策虽在形式上未违反法律条文，却通过设置苛刻条件实质剥夺公民权利。

　　“问题的根源在于执法者对法律体系的割裂理解。”有人坦言，“部分基层单位将部门规章视为‘尚方宝剑’，却忽视了上位法的效力层级。”据悉，该省已启动户政规程修订工作，预计2026年出台的新规将删除“原则不允许”条款，明确“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丽春的遭遇在社交媒体引发强烈共鸣。网友留言：“我的名字含‘招娣’，申请改名被要求证明‘重男轻女’，这难道不是对女性的二次侮辱？”另一位网友则自嘲：“因为名字太普通，面试时被HR误认成同名犯罪嫌疑人，这种困扰谁来证明？”

　　姓名作为个体身份的核心符号，承载着文化传承与自我认同的双重价值。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田兆元指出：“中国传统命名文化讲究‘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但现代社会的个体意识觉醒，要求姓名更具个性化。执法者应当适应这种变化，而非用僵化规则束缚公民权利。”

　　面对舆论压力，四川省公安厅采取双重举措：一方面要求旺苍县公安局重新审核丽春的申请，不得强制要求精神证明；另一方面加速修订户政规程，明确“成年人改名只需提交书面申请及合理理由说明”。

　　法律界人士建议，公民在遭遇类似困境时，可通过三种途径维权：一是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二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三是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建议。2024年，浙江某市公民正是通过第三种途径，成功推动当地废除“改名需缴纳保证金”的土政策。

　　“每个个案都是推动法治进步的契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表示，“当丽春们不再需要为改名奔波证明时，我们离‘姓名权回归公民’的法治目标就更近一步。”

　　丽春的改名风波，实质是一场关于“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公共管理”的现代性讨论。它警示我们：法治建设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更需要执法者破除“管理本位”思维，真正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融入每个执法细节。当最后一纸“精神证明”的荒诞要求被废止，当“丽春”们能自由选择承载自我认同的名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姓名权的回归，更是一个社会对个体尊严的深切尊重。这或许就是这场风波留给中国法治建设最珍贵的启示：法律的权威，不在于条文的严苛，而在于对每个公民权利的温柔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