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我承诺捐100亿元一定算数
【曹德旺:我承诺捐100亿元一定算数】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77岁的福耀集团创始人曹德旺以100亿元捐资创办的福耀科技大学,如同一颗投入教育深潭的巨石,激起了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层层涟漪。这所定位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民办高校,以“小而精”的办学模式、产教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和企业家办学的独特基因,正在为中国高等教育探索一条前所未有的路径。曹德旺的办学动机源于对制造业人才困境的深刻洞察。10月13日消息,有媒体专访曹德旺让大家了解他的办学初衷、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在采访中,他表示“我向社会公告要捐款100亿元,到今年8月31日,已经花了43亿元左右。政府无偿划拨了校园土地,每年还会给经费支持。此外,社会捐赠1亿多元。目前,学校日常费用开支由河仁慈善基金会支付,将来会付满100亿元。”今年9月,福耀科技大学迎来首批本科生,他称办大学非为名利,是以企业家精神负责而为,且让专业人做事;谈“内卷式竞争”,称避开内卷,专注主业,秉持专业主义;谈企业家精神,称企业家要奉献,先立德后建功,民营企业家应有抱负责任,真企业家要做到国家因之强大、社会因之进步、人民因之富足,新时代企业家应有此追求。2024年,王树国卸任西安交大校长后,以“义务工作者”身份出任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直言“这是引领未来的新型大学,能参与其中非常幸运”。他拒绝薪酬,体现对教育理想的纯粹追求。二人分工协作的“黄金组合”。曹德旺:作为理事长,负责战略规划与资源整合,强调“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对王树国充分授权。王树国:主导教学与管理,提出“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并强调大学需深度融入社会。两人每日晨间交流半小时,讨论企业合作、宏观问题等,形成“经营与学术”的互补思维。
福耀科技大学聚焦高端制造业,首批设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程等4个本科专业,旨在培养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复合型人才。王树国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求大学知识重构,必须与产业深度融合。”曹德旺借鉴哈佛、斯坦福等私立名校经验,提出“政府不出钱,学校自求平衡”的财政自主目标。他担任“财政部长”,通过企业合作、科技转化等实现盈亏自负,王树国则推动教授与企业签单,将实验室成果直接转化为市场价值。
曹德旺直言:“找到王树国是我最聪明的选择。”他赞赏王树国的务实作风与教育理想,认为其能将学校带向成功。
王树国称:“曹先生一张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评价曹德旺为“热衷于为社会做事的人”,并强调两人合作如“一个人”,默契十足。
福耀科技大学的首年招生规模仅50人,这一数字背后是曹德旺对“教育质量优先于规模”的坚定信念。学校采用“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师生比达到1:6,远超国内普通高校水平。每位学生配备双导师制——学术导师负责理论指导,企业导师带领参与真实项目,这种设计打破了传统高校“重理论轻实践”的痼疾。
在课程体系上,学校构建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产业实践”的三维框架。大一大二进行跨学科通识教育,大三大四根据兴趣选择智能制造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车辆工程等前沿专业。更引人注目的是,学校与福耀玻璃、宇树科技等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学生可直接参与汽车玻璃智能化、机器人研发等真实项目。例如,计算与人工智能学院的学生可能在导师带领下,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开发智能调光玻璃算法,这种“做中学”的模式极大提升了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尽管福耀科技大学的探索备受瞩目,但其发展路径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首当其冲的是师资结构的“年龄断层”问题。目前,学校教师队伍中返聘的60岁以上专家占比较高,而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前沿领域需要更多年轻创新者。如何吸引并留住具有国际视野的青年学者,成为学校亟待解决的课题。其次,民办高校的体制限制可能影响其长期发展。作为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福耀科技大学目前无法获得中央选调生资格,学生在申请海外名校时也面临校友网络薄弱、国际排名缺失等劣势。此外,首批学生仅50人,社团活动、学术交流等校园文化的培育需要更长时间积累。更根本的挑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已形成稳定的利益格局,福耀科技大学代表的“小而精”模式能否突破传统高校的规模效应,仍需时间检验。正如曹德旺所言:“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福耀科技大学可能10年后见效,也可能需要100年。”
福耀科技大学的意义远超一所高校的诞生。它首次将企业家的产业思维深度注入高等教育,打破了“学术研究”与“产业应用”的二元对立。曹德旺提出的“敬天爱人,止于至善”校训,既蕴含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坚守,也体现了对教育本质的回归——培养“既能创新、又能实干”的高素质人才。
这种探索正在引发连锁反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已与福耀科技大学开展师资交流,其产教融合模式也为地方高校转型提供了参考。更深远的是,它迫使社会重新思考:大学的价值究竟在于培养“标准件”,还是孕育“改变者”?在人工智能颠覆传统行业的今天,这种思考显得尤为迫切。
福耀科技大学的命运,取决于其能否在理想主义与现实约束间找到平衡点。短期来看,学校需通过国际合作提升学术声誉,通过企业联盟拓展就业渠道;长期而言,其真正的成功不在于培养多少学生,而在于能否证明“小而精”模式在中国教育生态中的可持续性。
无论结果如何,曹德旺的这场教育实验已为中国高等教育注入宝贵活力。它提醒我们: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可能不在既有体系的修补,而在于像福耀科技大学这样敢于“拆掉流水线,回归手工打磨”的颠覆者。当50名新生在开学典礼上聆听曹德旺“修德明理、心怀天下”的嘱托时,他们参与的不仅是一场教育改革,更是一次关于“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学”的全民思辨。
在这场思辨中,福耀科技大学或许只是一个开始,但它已为中国教育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