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考古新发现:明代石刻写禁止早婚

　　【四川考古新发现:明代石刻写禁止早婚】近日，四川考古界迎来重大发现：在广安市前锋区大良城遗址、阆中市龙泉镇及通江县得汉城村，三处明代摩崖石刻相继出土，内容均涉及“禁止早婚”的官方法令。这些刻于万历年间的石刻，不仅揭示了明代社会对早婚问题的治理智慧，更成为研究古代婚姻制度、地方行政与军事防御的珍贵实物证据。

　　在大良城东门外右侧的崖壁上，一块高1.56米、宽0.74米的石碑静静矗立。碑文以楷体阴刻，内容为：“都察院示谕军民人等知悉，今后男婚须年至十五六岁以上方许迎娶，违者父兄重责枷号，地方不呈官者，一同枷责。万历九年十一月吉，分巡道刻石，守御所奉镌。”这块刻于1581年的石碑，是明代政府禁止早婚的直接证据，也是目前发现的广安守御千户所存在的实物证明。

　　无独有偶，阆中市龙泉镇原铁佛观村旁的巨石上，另一块摩崖石刻同样记录着相同内容：“察院示谕，军民人等知悉，今后男婚须年至十五六岁以上，方许迎娶！违者，父兄重责枷号，地方不呈官者，一同枷责。万历九年十一月吉，分巡道刻石。”两处石刻内容、年代高度一致，印证了明代万历年间对早婚问题的系统性治理。

　　而在通江县得汉城村，考古人员发现的明代石刻虽未直接涉及婚姻，但题刻者余城、朱导等官员的身份，与禁止早婚碑的“分巡道”落款形成呼应，侧面反映了明代地方行政体系对民生问题的关注。

　　明代初年，因元末战乱导致人口锐减，朱元璋曾颁布法令，鼓励早婚以恢复人口。史载“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甚至规定“民产子，可免除二年徭役”。然而，至万历年间，社会情境已发生剧变。

　　据《广安州新志》记载，明代四川早婚现象极为严重，“蜀中俗尚缔幼婚，娶长妇，男子十二三即娶”。这种习俗源于三重因素：其一，巴蜀地区战乱频繁，地多人少，早婚被视为增加劳动力的手段；其二，传统观念中“多子多福”的思想根深蒂固；其三，夫家将年长媳妇视为可支配的劳动力。然而，早婚带来的恶果逐渐显现：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夭折率上升、家庭纠纷频发，甚至影响国家征兵与农业生产力。

　　“早婚本质上是将个体生命压缩为生产工具，忽视了人的发展需求。”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明指出，“明代政府的禁令，是对这种异化现象的纠偏。”

　　三处石刻的选址颇具深意。大良城地处川东北交通要冲，是达州、巴中、南充等地通往重庆的咽喉；阆中龙泉镇位于古驿道旁，每日行人往来密集；得汉城则是南宋抗蒙军事要塞，现存城墙可追溯至宋淳祐五年。将禁令刻于交通枢纽与军事重镇，既可长期宣传普法，又能通过行商走贩将信息扩散至其他地区。

　　从行政体系看，禁令的颁布与实施涉及多重机构。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关，发布法令；分巡道作为省级派出机构，负责具体执行；广安守御千户所等军事单位则承担刻石与监督职责。这种“中央—地方—军事”三级联动机制，反映了明代对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把控。

　　“禁早婚碑的落款单位从‘分巡道’到‘守御所’的变化，揭示了卫所制度与行政体系的交融。”广安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刘敏分析，“大良城碑由守御所刻立，证明该地存在军户聚居，是明代卫所制度在川东北的实证。”

　　四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石刻依然引发深刻共鸣。在当代社会，早婚现象虽已罕见，但“内卷”“焦虑”等新问题，本质上仍是个体发展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明代政府通过立法、宣传与行政监督治理早婚的经验，为当代社会治理提供了历史镜鉴：制度设计需兼顾人性与效率：明代禁令既规定最低婚龄，又通过“父兄连坐”“官员问责”确保执行，体现了法律刚性与社会责任的结合。信息传播需精准触达：将法令刻于交通要道，利用行商走贩扩散信息，这种“低成本、广覆盖”的宣传方式，对当今政策普及仍有启发。治理需回应民生痛点：早婚禁令的出台，本质是政府对人口质量、社会秩序的关切，提示当代治理者需始终以人民福祉为出发点。

　　当考古人员的毛刷轻轻拂去石刻上的青苔，四百年前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这些沉默的石头，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明的传承者。它们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进步，不在于对个体的规训有多严苛，而在于能否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空间。

　　今日，当我们站在大良城的崖壁前，或驻足于得汉城的题刻旁，触摸的不仅是冰冷的石面，更是一个民族对生命尊严的永恒追求。从“禁早婚”到“促发展”，从“治民”到“育人”，这份跨越时空的治理智慧，终将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永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