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自杀率急剧上升
【以军自杀率急剧上升】9月17日,据报道,本周一,以色列议会就士兵和退伍军人自杀预防问题举行的一场听证会陷入混乱,一群退伍军人在会议室抛掷药盒和药袋。据报道,这些退伍军人向工作与福利社会委员会的议员们控诉,许多人正遭受着深重的痛苦,并指出那些遭受创伤的人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5年前,我就提醒过你们这些自杀事件。可你们什么也没做。”一名男子提及自加沙地带冲突爆发以来,军中自杀案例不断增加的情况时说道。“我们的朋友还在不断自杀,因为你们不听我们的。”另一人表示。委员会主席米哈尔·沃尔迪格回应称,如果退伍军人们想继续抛撒药片,他们可以这么做,但当局希望帮助他们。“我没法主持这样的辩论。”她补充道。同时,她承认,最近“无论是民间社会还是以色列国防军(IDF)服役人员中,求助电话数量、痛苦情绪表达数量以及自杀人数都大幅增加”。尽管以色列义务兵的自杀率保持稳定,但预备役军人的自杀率却显著上升。自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冲突加剧以来,预备役军人数量急剧增加。今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报告称,军中疑似自杀人数有所增加,并表示自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已有28名士兵自杀。据人事局局长参谋长阿米尔·瓦德马尼准将称,这一数字在2025年持续增长:截至8月初,自2024年初以来已记录到37起自杀事件,其中今年就有16起。相比之下,2022年当局记录到14起疑似自杀事件,2021年则有11起。
联合国战争创伤研究小组最新报告指出,参与城市巷战的士兵患PTSD的概率是常规战争的3.7倍。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无差别封锁"与"密集轰炸",使参战人员心理创伤指数达到二战广岛原子弹幸存者的1.8倍。第401装甲旅在加沙北部巷战中创下单日击毙200名哈马斯成员的"战绩",但该旅随后有12名士兵出现严重创伤症状,其中3人自杀。
"我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进加沙的废墟。"参与过七次地面作战的预备役中士摩西·莱文回忆,"每次行动都会看到新的恐怖场景:被白磷弹烧焦的婴儿、抱着孩子尸体哀嚎的母亲、被活体解剖的同胞遗骸……"这种持续的心理凌迟,在30万预备役大规模动员中达到顶点。军方报告承认,超负荷部署使士兵日均睡眠不足4小时,75%的预备役人员在轮换期间目睹战友死亡,43%的人承认曾对平民产生"无差别杀戮冲动"。
面对危机,以色列国防军紧急启动"金色24小时"响应机制,在全国军事基地设立创伤康复中心,开通三条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并部署800名心理专家。但现实远比计划残酷:2024年主动寻求心理援助的预备役军人激增至3000例,是战前的十倍,但75%的退伍军人仍得不到持续治疗。
"官僚主义比哈马斯的火箭弹更致命。"退伍士兵大卫·科恩展示着堆积如山的医疗文件,"申请PTSD认定需要经过12个部门审批,平均等待时间147天。我的战友约纳坦在等待期间烧炭自杀,他的档案至今还锁在国防部的抽屉里。"更讽刺的是,军方心理热线被曝出"转接时间超过20分钟""咨询师建议士兵'多去教堂祈祷'"等丑闻,而职业军人专属医疗通道则因"系统升级"瘫痪长达三个月。
以军根深蒂固的"硬汉文化"将心理问题污名化,士兵寻求帮助常被视为软弱表现。尽管军方已开通24小时心理热线、设立创伤康复中心,但《耶路撒冷邮报》调查显示,75%的现役人员仍因"病耻感"拒绝求助。一名服役8年的职业军人坦言:"在以军,承认需要心理帮助就像承认自己是懦夫。"
这种文化压迫甚至延伸至医疗体系。28岁的狙击手亚伦在创伤康复中心接受三个月治疗后,尽管被诊断为重度PTSD,其医疗记录仍被标记为"可继续执行高风险任务"。预备役少校"R"的作战日志记录着触目惊心的细节:其所属装甲营有士兵在战斗中持续产生幻听,总以为听到儿童哭声,"但军医只给他开安眠药,因为心理评估记录会影响晋升"。
当国际社会聚焦加沙地带的物理摧毁时,以军自杀潮揭示着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暴行。军事心理学家艾米丽·陈在《柳叶刀》撰文警告:"这不是以色列的独有悲剧,而是所有卷入现代战争国家的共同宿命。"她援引数据:2024年驻伊拉克美军自杀率同比上升41%,乌克兰战场15%的士兵出现自残行为。
9月18日傍晚,特拉维夫海滨,数百名市民自发举行烛光守夜。退伍女兵莉亚·本-戴维捧着战友的遗照,泪水浸透军装:"我们不怕哈马斯的火箭弹,怕的是回到家乡后,没有人愿意听我们讲述加沙的真相。"远处,加沙边境的爆炸声依稀可闻,而以色列国防军的心理防线,已在持续两年的精神绞杀中摇摇欲坠。
这场自杀潮没有真正的赢家。当19岁的丹尼尔们在黑暗中扣动扳机,他们杀死的不仅是自己,更是一个国家对战争伦理的最后坚守。当胜利的代价是让年轻士兵的灵魂在战火中灰飞烟灭,这样的胜利,究竟是为了守护生命,还是为了制造更多的死亡?在巴以冲突持续升级的今天,以军的悲剧为所有陷入战争泥潭的国家敲响警钟:真正的胜利,不在于消灭多少敌人,而在于能否守护住人性的最后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