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坛藏尸案动手行凶者为何死缓

　　【花坛藏尸案动手行凶者为何死缓】据公开报道，11月10日，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花坛藏尸案”。法院判决被告人陈某芬犯故意杀人罪和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七千元；被告人杨某根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一桩共同犯罪，一个立即执行、一个死缓，也是这份判决引发讨论的原因。

　　判决出来后，很多人卡在同一句话上。法院通报中写道：“对二被告人不区分主从犯，但陈某芬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处于相对主导地位，作用大于杨某根。”疑问随之而来：既然不分主从犯，为什么一个死刑立即执行、一个死缓？动手掐人的是杨某根，为什么他反而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问题，恰好涉及共同犯罪量刑中最容易被误解的两处。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得先看“不分主从犯”是什么意思。按刑法规定，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不过按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如果各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在共同犯罪中就不宜区分主从犯。本案正是这种情况。陈某芬为躲掉4万元债务提出杀人犯意，假意还钱把吴某萍骗到预谋地点；杨某根则是扼颈致死的直接实施者。一个设局，一个动手，缺哪一环都成不了案，两个人的作用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所以法院没有给谁贴上“主犯”或“从犯”的标签。

　　但这里有个容易被误读的地方：不区分主从犯，不等于罪责一模一样。法院仍要在量刑时衡量各人的作用大小和情节轻重，衡量的结果直接决定谁必须执行死刑。这也正是“相对主导地位、作用大于杨某根”这句话的意义所在——它没有改变不区分主从犯的认定，却指向了两人之间仍然存在的差距。换句话说，标签可以不分，责任仍然要分；法院衡量的是身后这一串行为，而不只是那几秒钟的动作。

　　分界线写在刑法第四十八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通俗地说，“论罪当死”和“必须立即执行”之间，法律留了一道口子。这道口子看的是情节，而不是罪名。杨某根就站在这一侧：他归案后坦白，认罪悔罪态度好，这是法定从宽情节；加上他在共同犯罪中并非起意者、不是主导者，因此被判处死缓而非立即执行。判的是同一条罪名，量刑档次却因此不同，这也是判决书中最需要读懂的一层。

　　陈某芬则走到了另一侧，而且越走越远。归案后她对主要罪行未如实供认；更要紧的是在之后的这28年里，她改名换姓、伪造身份证件、多次偷越国（边）境出境整容，把自己“洗白”成另一个人。这些行为单独构成犯罪，也已经写进了数罪并罚的判决。法院对她的评价用了四个“极其”与一个“不足以”：动机极其卑劣，性质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虽有赔偿情节，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依法应予严惩。赔偿属于可以酌情考量的因素，但放到这样的情节面前，分量显然不足以抵消。这四句评语，也是判决书里最直接的表态。

　　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人不解的画面：动手杀人的判了死缓，出主意的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关键在于，共同犯罪中的责任分配看的不只是谁的手动了，还包括谁起意、谁主导、事后如何处理、有没有悔罪；这些因素叠加起来，才是量刑天平上真正的砝码。还有一个常被搞混的概念：死缓不是“免死金牌”。按刑法第五十条，二年期满没有故意犯罪的，减为无期徒刑；若故意犯罪且情节恶劣，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照样执行死刑。它是一段考验期，不是一张免票，这一点在不少舆论讨论中被反复误读。

　　回到这起案件，两个判决之间的差距，其实就是法院对两个人“悔罪程度”和“事后表现”的判断差距。一个人配合、认罪，另一个不但不认，还在28年里换身份、出境整容；量刑上的区别，正是从这些地方长出来的，而不是因为动手与不动手本身。对普通读者来说，这起案件提供的是一次直观的法律常识：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之间，隔的不是“有没有杀人”，而是“是否必须立即执行”。同样的罪名，可以因为情节不同而走向两个结果；同样的共同犯罪，也可以因为悔罪表现不同而分出轻重。

　　目前该案为一审判决。按刑事诉讼法，被告人不服判决的可以上诉，判决尚未生效；后续是否有二审、结果如何，仍需以法院的正式发布为准。这一点也是判断任何一起死刑案件时都该记住的前提，一审判词不是终局结论。案件涉及两名被告人，任何一方的上诉都可能带来结果的调整，读者在讨论"为什么一个死缓"时，也宜把这一层前提放在前面。

　　以上就是【花坛藏尸案动手行凶者为何死缓】有关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深港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