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小时谈话后女子签下25900元婚介合同

　　【4小时谈话后女子签下25900元婚介合同】据公开报道，在北京工作的关女士出生于2000年，2026年3月与一家婚介机构签订婚姻介绍服务合同，支付服务费25900元，约定服务周期5个月、提供7位约见对象；此后实际约见的4位男士中，有人资料所载身高与实际不符，有人资料未载明家庭实际情况，机构最终只愿退还7005元，不足服务费的三成。目前，关女士已委托律师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她的一句话点出了矛盾所在：花钱是想请专业机构替她把不合适的人筛掉、省下时间，却反倒要她花大量精力去分辨真假。

　　事情的入口，是一个小程序表单。关女士希望建立稳定的婚恋关系，在一家婚介机构的小程序上填写了手机号码等基础信息；不久，机构工作人员联系她，称有符合其条件要求的会员，并反复催促她到线下门店面谈。这种“先联系、再催到店”的节奏，是很多类似纠纷的共同开头。

　　真正的转角，在那间没有窗户的小隔间里。她下班打车过去，傍晚六点多到店，被带进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隔间；接待人员轮番使用话术——讲述各类相亲成功案例，提到有男士贷款也要在此寻找条件优渥的伴侣，又以激将法暗示她做事缺乏决断力。几个方向合起来，都是在缩短她的思考时间。

　　谈话从傍晚六点多持续到晚间十点多。长时间待在密闭房间里，本就疲惫的她越发昏沉；就在这种状态下，2026年3月13日，她与该公司签下“结婚返款”版本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服务费合计25900元，约定服务周期5个月、提供7位约见对象。签约前，工作人员还口头承诺机构男会员年薪最低35万元，并称该公司与某大型婚恋社交平台共享会员资料。

　　合同签了、服务转由红娘对接之后，情况与承诺相去甚远。红娘先后为她约见4位男士，问题一件接一件：第一位男士的资料未载明其家庭实际情况；第二位男士资料所载身高与实际不符；第三位直到约定见面的当天上午才接到红娘通知，而红娘几天前就已告诉她“男士也有意向”，见面不到半小时，男士便提前离场；第四位的身高同样被改动。

　　比资料失真更难查证的，是中间传的话。红娘告诉第四位男士，说关女士多次强烈要求与其见面，而关女士并未作此表示；此前她又告诉关女士，该男士暂停相亲是因为回老家时看中了亲友介绍的对象，该男士则明确表示，回老家后并未相亲。两头的话对不上，说明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加工过。

　　关女士提出终止服务，机构表示只能退还7005元，不足服务费的三成。她并不接受：“没有一位是有效的相亲对象，服务过程中还多次出现资料失真、前后矛盾的情况，白白耽误了我不少时间。”她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投诉材料，经调解，机构仍坚持上述解决方案；调解未果，她决定起诉，目前已委托律师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

　　关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另一位在浙江绍兴的裘先生，2026年2月下旬因在一条相亲帖子下留言，被一家婚介机构以“免费介绍”为名邀至门店面谈并签约，支付服务费27800元。3月中旬，机构为他安排两次相亲，线下见面才发现，两位女士均不是工作人员此前展示照片中的人，也不符合他的择偶要求；每场见面被限定在30分钟内，时间一到便有工作人员打断交谈。

　　他提出退费，机构援引合同条款：退费须扣除合同总金额30%作为违约金，服务费再按已见面人数比例折算。按此计算，仅见过2位女嘉宾，就要扣除22140元，接近已付服务费的五分之四。这个算式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见的人越少，退的钱反而越少。

　　类似条款还有多处。机构只对会员资料做形式核查，不保证相亲对象信息真实，也不承诺促成恋爱、结婚；“结婚返70%费用”条款则附带多项条件——须在签约之日起一年内登记结婚，提交结婚证、800字以上文字素材和10分钟“成功故事”视频，并无偿授权机构将其交往经历用于商业宣传。裘先生后来还得知，机构工作人员所称“女会员同样交纳高额服务费”与事实不符：不少女会员实际仅交纳500元或1000元。

　　第三位受访者在广东深圳。吴先生2025年9月14日与一家婚介机构签订服务合同，期限至2026年2月13日，支付服务费3万元。“合同上写的是约见6位女士，他口头上说包永久。”吴先生说，他当时信任红娘，签约时没有细看合同，也没有录音。服务期间，多数见面对象达不到他的择偶预期；当他表达不满，红娘则否定他的择偶标准，劝他降低要求、勉强相处。服务期满、名额用尽后，机构便不再安排见面，口头承诺的“一直介绍到找到对象”随之落空。

　　把几个案例拧在一起看，问题的形状相当一致：宣称的“优质资源”与实际见面对象不符，口头承诺的“包脱单”“无限次介绍”没有写进合同，提出退费时又被格式条款层层设限。三类问题对应的都是同一个缺口——消费者为“筛选”付费，却拿不到可核验的筛选结果。

　　这些做法可能触及哪些法律问题，有律师做了解析。婚姻家事与财富管理部门的律师介绍，婚介机构以虚假话术诱导签约、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可能违反民法典相关规定，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婚托”虚构相亲对象、虚构优质资源，可能构成欺诈；服务缩水、减少约定服务次数的，应承担违约责任。机构在引流环节的宣传与实际服务不符，可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虚假广告、虚假宣传，面临行政处罚，并可能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雇用“婚托”、将已婚人员包装成单身、以“见面费”“诚意金”等名义骗取钱财，数额较大的，可能构成诈骗罪；违规收集、出售或者向第三方提供征婚者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格式条款这一块的边界，另一位律师讲得更细。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明确，“收款不退”等“霸王条款”应依法认定无效；婚介服务多为先付费、后服务，属于预付式消费，“一经开始服务不予退款”“介绍即收全款、不成不退款”等约定的效力，需结合具体情形判断。此外，机构未就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致使消费者没有注意或者理解该条款的，消费者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

　　对“相亲属于主观感受、无法保证结果”这类条款，效力也要分情形看。若机构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消费者仅以“主观不满意”要求退费的，一般难以获得支持；但若相亲对象信息不实属客观事实，机构未做基本审核，或者明知虚假仍予推荐、夸大宣传，则可能构成违约，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费。以预付费方式提供服务、机构未按约定提供服务且拒不退款的，还可能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预付款退还的规定。

　　回到关女士这单生意，25900元买的到底是什么，值得提前想清楚。她买的是“筛选”——把不合适的人先剔除，省下自己的时间；机构提供的却是“约见次数”——7个人，见完即算履约。两种东西的价格逻辑完全不同，合同如果只写次数、不写质量标准，消费者的核心诉求就没有落点。

　　对准备签婚介合同的人而言，有几条是可以具体执行的：把口头承诺落进合同，尤其是对象条件、约见次数、服务周期；对“结婚返款”“包脱单”这类承诺，重点看清附加条件与退款计算方式；签前保留宣传页面、聊天记录、照片等材料；对长时间、密闭、多人轮番劝说的面谈保持警惕，别在现场做决定；一旦发现资料失真，第一时间书面提出异议并留证。

　　对行业来说，这类纠纷反复出现，说明收费模式本身就需要更清晰的规则：钱收到手、服务按次核销，一旦质量无法量化，退费必然变成拉锯。把“匹配的标准”“审核的责任”“退费的算法”写明白，比在话术上做功夫更划算，也更能留住真正愿意付费的人。

　　接下来，关女士这一案会走到法院；裘先生和吴先生也分别打算或准备通过诉讼维权。个案的结果未必能统一行业的做法，但至少会给“口头承诺”与“合同条款”之间的落差，划出一条可参照的界线。至于那些还在小程序里填手机号的人，签约之前多问一句“这些写进合同了吗”，可能比任何话术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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